漫谈神经症之四

神经衰弱这个词几乎人人都知道,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有哪些具体表现,却很少有人能说明白,甚至就连某些医生也认为神经衰弱与神经症完全是一回事,或是把神经衰弱诊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     

论法官在诉讼体系中的结构功能

现代诉讼体系中 ,法官具有多元的结构功能表现 ,但法官的功能作用往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正确认识法官的本质 ,充分发挥法官在诉讼体系中最活跃、最能动、最积极的要素功能 ,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关键 ,也是建构现代诉讼体系的核心环节。     

对未来思考的思考

未来思考是前瞻性思考,旨在解决人生发展任务。人类的未来思考有多种类型。从是否具有现实性上来看,可以把未来思考分为两种主要形式：期望和幻想。幻想抑制动机和行为,但是,如果对幻想和不利现实因素进行心理对照,幻想就可以转变成执行性意图,这是因为心理对照过程能够产生美好未来和当前现实的同时通达。我们还探讨了习惯于不同自我监控思维模式的人对待时间、失败的人格差异,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论友善

友善的本义是指像朋友一样善良。作为公民道德规范的友善 ,本质上是指友好善良的公民伦理关系和公民秩序。公民关系和公民秩序应该友善 ,是因为 ,我们的良序社会及其公共领域 ,都是伦理性的合作体系。友善规范具有规范、创造、整合功能。友善规范是抽象的 ,它的实施需要细分为更具体的义务 ,即善益待人、和气待人、诚实待人、宽厚以待人、平等相待。友善也是公民的一种主要道德品质 ,公民由之在公共领域做出友善的事情和行为友善。当前公民对于友善患有三症 ,即友善情感上的冷默症、友善行为上的推卸症、友善结果上的恐惧症。克服这三种症状 ,需要伦理、道德、管理等相结合 ,从伦理上建设公民关系和公共秩序。     

传统思想中的“礼”和“礼仪”——兼论“礼”和“礼仪”的道德功能

我国对“礼”和“礼仪”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传统道德中许多关于“礼”和“礼仪”的论述 ,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 ,充分发挥它的道德功能 ,广泛地开展礼仪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宗教思想 努力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文革”后的情况和国际上民族、宗教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宗教状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系统地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实现了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完整性的邓小平宗教思想。     

论执行功能及其发展研究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EF)是一个还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通常是指个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目前的主要观点包括神经心理学观点、抑制控制理论、高级认知能力理论(包括工作记忆理论、抑制及工作记忆理论)和认知复杂性和控制理论。主要的研究任务类型包括卡片分类任务、延迟反应任务、基于Stroop任务的冲突反应模式任务、心理理论任务、问题解决任务、“热”执行功能任务等。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弄清执行功能的本质,结合认知神经科学阐明其与脑神经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并从区分“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的角度,探讨以情感激活为特点的“热认知”在执行功能中的作用。     

我国一大型考试等值的铆题参数漂移检验

设置铆题来链接不同测验形式是一种常用的等值设计。但受到曝光等因素影响,铆题功能在不同施测时间会发生改变。本研究采用MH检验和logistic回归考察我国一大型考试等值的铆题质量,结果发现,有22个铆题发生参数漂移,铆题的难度参数和区分度参数可能发生漂移;这些铆题中大部分在二次使用时无法通过模型拟合检验;若不删除参数发生漂移的铆题导致较大的系统等值误差,应将铆题参数漂移检验作为等值中的一步必要工作。     

外部攻击型和关系攻击型初中生执行功能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数字STROOP、局部-整体图形转换和色点位置刷新三种研究范式检测了40名攻击性初中生的抑制控制、任务转换和信息刷新三种执行功能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攻击性初中生的抑制控制能力、任务转换能力和信息刷新能力均差于非攻击性初中生。外部攻击型初中生的抑制控制能力、任务转换能力和信息刷新能力均差于非攻击性初中生。而关系攻击型初中生与非攻击性初中生和外部攻击型初中生在执行功能的三种成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执行功能水平可能介于非攻击性初中生和外部攻击初中生之间。     

论政策执行模式的对话性转向与官民互赖性合作关系

政策执行模式正经历一场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型政策执行到对话性政策执行的变革与转向。这一新型政策执行模式既顺应推动政策执行民主化与提升政策执行能力的理论发展趋向与实践需要,同时又具有诸多的现实可行性。政策执行人员与政策受众之间的互赖性合作是促进与实现对话性政策执行的重要突破口。在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中,作为重要政策执行主体的基层政策执行人员与政策受众公民应分别扮演职业化公民角色与积极负责的公民角色,并不断培养与提升他们各自应具备的一系列素质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