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与权力语境下的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事件

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一事表明,当僧团、僧人成为政治的吸纳对象时,传统仕隐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隐士与权力的互动方式,深刻影响了权力对沙门在王道政治中之定位、沙门参与政治之态度、吸纳沙门参与政治之途径的理解.对于权力类比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得出的判断,沙门的回应并非简单的“不仕”,而是从经教出发,阐发了沙门理解中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引领全国佛教界学习贯彻《条例》

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战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全面落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战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遵循.     

中国神话中的具身心理学思想探索

西方“具身认知”心理学与赋存在中国文化里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体知”心理学思想息息相通, 而中国文化又有其独异于西方文化的“身体”智慧。文化的源头实为神话。追根溯源, 本文主要从具身认知的视阈中将中西方神话中“身体”的角色两相比照, 首先从本体论维度以现象学诠释的方法来描述神话的身体母体是如何生成的, 并以天地开辟神话、万物肇始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为例揭示中国“身体”的本体论特色—— 一元论; 其次再从空间维度以概念隐喻的理论来剖析神话的身体现象学场域是如何延展的, 并从物我同一角度、天人交感角度和人神相通角度来彰显中国“身体”的空间维度特色——气论; 最后再从时间维度以社会建构理论来解构神话的身体是如何在时间场域中流变的; 并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三个层面来表达中国“身体”的时间维度特色——易论。通过从中国神话故事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具身智慧”, 以期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心理学起抛砖引玉之用。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网络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由中国伦理学会、韩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于201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韩国举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100余位伦理学研究者和道德教育工作者出席会议,中韩两国与会者围绕"网络时代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一、网络社会的伦理变革韩国东国大学金辰仙博士从客观主义伦理学的视阈讨论了网络时代超连接(高度互联)社会的道德意义。客观主义伦理学重视每个人的发展,主张道德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鼓励个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共存。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