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出全新的世界

一个弱小的身躯,里面若有圣灵内住,她的灵魂就大到无限! 著名作家冰心在她的文章“新年试笔”里,向着景仰的至高真神,抒发了她当时的所求所愿：“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头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是何等的灵性!何等的气韵!     

河南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论略

河南传统文化资源遗存是中华民族精神与物质的瑰宝,是大学中国美术史教学中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极具审美和素质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大学美术史课程可利用其艺术的丰富性、延续性和典范性进行教学,以拓宽学生审美视野.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引领全国佛教界学习贯彻《条例》

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战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全面落实,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战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遵循.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新气象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新思考

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学,首先要弄清特色、风格、气派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在结合中国古今文论,辨析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和气象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评价作品、研究和构建学科、学术的新气象论,指出气象是综合了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等诸要素的更为整合性的概念,意为作品、研究、学科、学术等在整体上所形成的内外合一的总体性景象,而精神则是其核心要素、支柱和灵魂。之后,基于大视域俯瞰法,通过与中国历史、特别久远的未来以及其他国家的大时空的比较分析,本文指出“共和气象、人民精神”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整体和核心目标,并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