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义价值

公共行政本质上所具有的伦理特性以及公共行政理论和范式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价值诉求,使得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行政进行审视成为可能。公共行政正义价值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     

马丁·布伯的对话伦理

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布伯建构了他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具有"呼唤"和"回应"的关系结构,它要求人敞开自身,经由对生命中所遭遇的他者的"呼唤"之"回应"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布伯强调上帝在对话伦理情境中的在场,由此,对他者回应的对话伦理同时也是对上帝负责的宗教伦理。对话伦理将对他者的关怀与责任和对上帝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凡俗中发现神圣,在当下遭遇永恒,在对有限他者的责任中实现对上帝的绝对责任。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传统”与“现代”

近年来,很多教会对于崇拜中不同的敬拜方式的讨论,大都纠结于“传统”和“现代”之争。或者说,是对在崇拜中“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使用之争。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关于普遍伦理问题研讨综述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提出了普遍伦理问题。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称：“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共识。”宣言的起草人、当代普遍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这样一种在“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研究“普遍伦理计划”,并在法国和意大利召开会议组织多学科学     

医学伦理教育中隐性课程的负面影响及其消解对策

在正规医学伦理学课程以外,还存在对医学生道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隐性课程。如教育引导不当,隐性课程会给医学生伦理素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带来负面影响,造成医学伦理教育与临床实际行为之间的脱节。改进医学伦理教育,需要明确和重视隐性课程的存在。消除其负面影响,需要加强正规医学教育中伦理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充分发挥专业教学过程中隐性课程的积极作用,系统设计、辩证运用隐性课程对医生角色塑造的影响。

     

"外部性"问题与"科斯定理"的伦理追问

"外部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科斯定理".什么是"外部性",为什么外部性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怎么看待"科斯定理"?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必要伤害"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

"必要伤害"是在对不伤害原则理论缺陷的反思、挖掘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有关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冲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道德规范原则。它包括: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人类为了自然的完整和稳定不得不对自身的权利做出让步、节制而造成的损害。"必要伤害"原则的提出,既丰富和完善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体系,又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提供了有效的行为指导。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