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二题

一墙上挂着温度表。天冷了,里面的红色水银柱下降,暖了,它往上升,没有丝毫的差错,大家都说它是一个称职的温度表。有一天,它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随着天气行动呢?我应该想向上就向上,想向下就向下,想工作就工作,想休息就休息。我应当尊重自己的兴趣。”温度表决定采取这样的自我尊重,它在墙上自由活动,不再留意外面空气的变化。于是大家说它是个废物,一下将它摔在了地上。二有一只狼,骨瘦如柴,好久没找到吃的了,正在这时它遇到一只路过的家狗。“兄弟!”狗招呼道,“瞧你颠沛流离的,早晚要完蛋,干吗不学我,工作稳当,温饱不愁…     

职业经理人素质测评系统研究

在职业经理人素质结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制了职业经理人素质测评系统。对486名被试进行了测试．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1)81,3％的测验项目其区分度在O．30以上,显示出了良好的鉴别力;(2)重测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表现都较好;(3)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都较好;(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由基本潜能、核心能力及个性构成的职业经理人素质结构模型与实测数据拟合良好;(5)在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中表现水平不同的被试的测验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什么是“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的分组差异

《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是一套本土化发展而成的个性量表,涵盖包括中国文化独有以及在大多数文化共有的性格维度。该文认为结合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的研究方法能全面地反映心理现实,亦能加深我们对跨文化心理学的理解。该研究分析了CPAI-2常模的几个子组别,以展示在同一文化之内,性格特质的差异及连续性。性别及年龄组别间的平均分差异均符合相应的社化过程及人生发展阶段所预期的结果。而中国香港及中国不同地区在平均分的差异上则没有特定的模式。文化内及跨文化的差异展示了个人性格差异的连续性,以及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概念的相互关系。     

中国天主教参加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香港圣经事工展

2004年8月5日到10日,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主办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顺利举行。 中国基督教“两会”作为主办单位,有8个展厅。承蒙中国基督教“两会”关照,中国天主教作为随展,设有一个展厅。我们展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关圣经的出版、发行和阅读情况,以及关于圣经的书籍、剪纸和礼仪用品。     

爱就是彼此惦记

许多年前,那个我一直惦记的人是她。她在北京,我在九江。她的一举一动,我都惦记着。她QQ上一个细微的个性签名的改变,我见了便会思虑好多。晚上躺在床上,我总想着她为什么而忧伤,用什么方法能让她快乐起来。临近毕业时,我们还是分手了。     

有限度的自由观——斯密经济价值观的解读与审视

在经济价值观上倡导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大特征,这一源头可追溯至斯密。经济自由是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自由"问题上,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像法国古典经济学派所提的赤裸裸的"自由放任"。从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政府的职责和贸易等问题的论述中就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佐证。斯密的这种有限度的自由观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解决如何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社会、实现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能动性与规范性——雷尔顿论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

雷尔顿（Peter Railton）不仅关注解释规范何以拥有约束力量这一传统问题,同时也特别关注解释在规范面前我们何以仍然能够保持自由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必将休谟与康德割裂,我们不但要为道德规范寻找假然基础,而且要为其寻找非假然的逻辑基础。雷尔顿诉诸构成性论证,借助对能动性概念的分析,表明我们的信念指向真而我们的行动指向善。借以证明能动性概念本身就承诺了规范活动的非假然性。他还提出了“就高”与“就低”两个标准,对休谟只强调人类行动满足人类当前欲求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类除了满足基本欲求的就低倾向外,还具有择善而从的就高能力。构成性论证从既已存在的人的能动活动入手,其论证效力存在争议。但是雷尔顿认为,正是能动性的开放性本身让我们在规范面前保留了自由选择的可能。     

从理性到信仰: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奥古斯丁信仰自由观的一种解读

在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信仰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奥古斯丁扬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性自由观,提出了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信仰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展示了信仰、自由意志和理性三者之间富有张力的依存关系,实现了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后来的西方哲学与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自由观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复兴,但由于从根本上并没有克服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困境,现实的人的自由、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哲学中都被消解了。即便如此,在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那里,奥古斯丁确立的思维范式依然具有实质性影响。     

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科耶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及其存在论本质辨析——兼论如何理解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

科耶夫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集中于对其否定性和思辨性的强调,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单纯的思维运动,而是对存在本身的揭示.科耶夫实现了辩证法由方法论向生存论的转向.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科耶夫完成了两个任务:其一,将原本仅仅具有逻辑思辨性的辩证法转变为一种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其二,将辩证法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变成一个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耶夫将真实"存在"解读为人的生存,辩证法的结构最终成为对人的生存本身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