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孔知觉的刻板印象激活两阶段模型

从个体建构研究视角出发, 考察了基于面孔知觉的刻板印象激活过程。实验一比较了性别分类判断、启动范式以及同时呈现范式下刻板印象匹配性判断三者所用反应时的差异, 结果发现, 后者显著地大于前二者, 且等于前二者之和; 面孔倒置呈现使同时呈现范式下刻板印象匹配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显著增大, 但其对启动范式中刻板印象匹配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没有影响。实验二基于同时呈现范式, 通过不同程度的面孔变形来操纵性别类别提取的难度, 更精确地探讨了基于面孔知觉的社会类别信息提取过程对刻板印象激活的影响, 结果表明, 随着从面孔中提取类别信息难度的增加, 刻板印象激活所用的反应时也逐渐增大。研究结果证实了研究者所提出的刻板印象激活两阶段模型, 即基于面孔知觉的社会类别提取阶段和刻板印象信息激活阶段, 证实社会类别激活和刻板印象信息激活是两个分离的过程, 以社会类别信息提取为目的的面孔知觉对刻板印象的激活有显著影响。     

二次响应面回归方法及其在个体-环境匹配研究中的使用

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是指二次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该方法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起源于个体−环境(P-E)匹配研究。它使用对个体−环境进行间接匹配测量的策略, 考察二者间的最佳匹配以及与结果变量的复杂关系, 并在三维空间对其进行检验和解释。该文在分析以往P-E匹配研究方法(例如差异分数)缺陷性的基础上, 阐述了二次响应面回归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逻辑思想, 统计分析方法, 并以实例演示其操作步骤与结果解释, 以及相对于其他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社会经济地位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关系: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旨在考察歧视知觉(包括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542名10~18岁留守儿童参加了本次调查,测量工具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量表,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自尊量表和问题行为量表.结果发现:(1)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2)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童年晚期亲社会行为与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

对2097名六年级儿童(平均年龄12.27岁, 男生1093名)的亲社会行为以及多种心理社会适应指标进行测量, 主要运用个体定向的方法考察童年晚期亲社会行为与儿童心理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亲社会行为与孤独感、攻击等不良适应呈中等程度负相关, 与同伴接纳、社交自我概念等积极适应呈中等程度正相关;(2)童年晚期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表现为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同伴拒绝与正常发展4种模式;(3)个体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 越可能属于正常发展组, 越不可能属于不良适应组;在各种不良适应组中, 个体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 更可能属于内化问题组, 而非外化问题和同伴拒绝组;(4)高亲社会组的儿童有6.8%存在内化问题;低亲社会组的儿童有50.2%适应良好;与普通儿童相比, 低亲社会组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适应不良。     

任务无关积极情绪与时间限制对大学生风险决策的影响

利用日常生活决策任务,探讨了任务无关积极情绪和预支情绪与时间限制对风险决策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强调损失可能且意义重大的职业决策,积极情绪使个体表现出风险回避倾向,而时间限制通过影响个体的决策策略增强情绪状态对决策的影响作用.在无重大意义无损失可能的决策情境中,时间限制能降低个体的冒险倾向,而积极情绪通过促使个体夸大时间限制造成的压力,增强时间限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当代视阈与方法

生命伦理学的当代研究,应该在原有成就基础上,突破唯人本中心论的生物医学伦理学模式,追求对包括生物医学伦理学在内的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的构建,使生命伦理学成为引导当代人类走向未来、健康生存的真正桥梁.因而,生命伦理学的当代研究,首先须重新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打通人类生命与世界生命、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之间的血缘通道,弘扬生命的亲生命本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开以自然宇宙、历史演化、人类存在为三维向度的生命伦理认知视阈,探索构建生态化综合的生命伦理研究方法.     

也谈社会公共伦理——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

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四元生命管理之理念初探

只有从研究个体的先天体质入手,剖析个体生命特征,根据生命体自身的变化规律,预测生命各阶段将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针对性地对个体生命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地分析、评估、监测、预防、干预和维护。四元生命管理即为凸显个体独特性的、从测评先天体质入手、强调四元平衡互动的、对生命全过程进行的管理。     

中国人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

在自我参照效应范式中加入参照认同群体加工任务,比较了中国被试在参照中国人和参照美国人进行记忆加工时的再认率及“记得”与“知道”判断的成绩。两项实验结果一致表明,参照中国人加工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参照美国人,表明记忆加工的认同群体参照效应,而在“记得”与“知道”指标上并无差异;参照中国人加工的再认成绩和“记得”判断成绩显著低于自我参照加工。根据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分类方法,自我参照效应反映了个体自我对于记忆加工的影响,群体参照效应则主要反映了集体自我的影响     

召唤与职业:驳韦伯对基督教职业观的理解——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思想出发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职业与天职联系起来,并从这一角度指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该文认为这种直接的联系的基础是自然神论。通过引入克尔恺郭尔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笔者将论证,一方面,由自然神论衍生的基督教职业观在克尔恺郭尔的视野下是错误的,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生存的偶然性境遇之一,因此不是上帝的“召唤”。根据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教的阐释,上帝的召唤是超越性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直接地被人的理性理解,它以一种独特的———我称之为“否定性的”、“间接的”———方式被领会,召唤超越于职业,前者超越了人的理性,而后者是理性分工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上帝的召唤又与职业有关系。偶然性境遇恰恰是上帝进行召唤以及人作出回应的“场合”(occassion),一个基督徒如果占据某一职业,那么他(她)就必须辛勤劳动,甘愿“受苦”(suffering),韦伯正确地看到了基督徒对职业的重视、在职业上吃苦耐劳的表现,但未能正确地解释其原因。总之,依据克尔恺郭尔的思想,存在着一种有别于韦伯的基督教职业观,从而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是值得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