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应激范式对大鼠行为和脑神经颗粒素含量的影响

为探讨慢性情绪应激、生理应激对大鼠旷场行为和脑神经颗粒素（Neurogranin,NG）含量的不同作用,以及NG含量变化与应激性行为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以不确定性空瓶刺激和饮水剥夺,建立情绪应激和生理应激动物模型。将4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情绪应激组（ES）、生理应激组（PS）、定时饮水组（C1）和正常对照组（C2）（n=10）。以旷场行为任务来评定大鼠应激后的行为变化,Western blotting方法测定海马和前脑皮层中的NG含量。结果表明：应激后四组大鼠海马的NG含量差异无显著性;ES组前脑皮层的NG含量低于C2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PS组的前脑皮层NG含量也下降,但与C2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应激后ES组、PS组修饰行为多于C2组,差异具有显著性,分别为p<0.01,p<0.05;前脑皮层NG含量与修饰行为之间的相关达显著水平。提示慢性情绪和生理应激均能导致前脑皮层NG含量下降,修饰行为增加,情绪应激作用更显著。修饰行为可能是反映情绪状态的较敏感行为指标,前脑皮层NG水平可能是预测情绪应激所致焦虑或抑郁行为的较敏感生物学指标。     

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

人类的社会技能高于其它任何动物,能够形成对社会环境的高级表征,并能利用这些表征进行十分灵活的推理判断。但是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目前仍不十分明了。来自于人类和其它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已经发现有一些脑结构（如杏仁核、前额叶、颞上沟、扣带前回等）在社会认知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其它一些脑区结构（如右侧躯体体感区、岛叶、基底节、白质等）也共同参与社会认知加工过程。文章对近年来关于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研究做了较为详细的综述。     

从纠问式诉讼及当事人主义论——审判模式对证言可靠性的影响

在审理案件中,自古以来都需要使用证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证人证词的可信度的甄别与确定是审理案件的关键。实践告诉我们,证人证言的错误率是很高的。影响证言的可靠性因素包括精神因素及心理品质等。我国司法心理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林秉贤教授曾在其著作《犯罪心理学纲要》一书中,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即感知因素对证言的影响、注意因素对证言的影响、遗忘与暗示因素对证言的影响、情绪状态对证言的影响、主体态度对证言的影响、证人作证动机对证言的影响、主体陈述背景对证言的影响、执法过程中交往的层次对证言的影响等。这里换个角度,尝试从纠问式诉讼及当事人主义研究——审判模式对证言可靠性的影响。谓之独辟蹊径也好,一派谬论也罢,但愿能自圆其说。     

5-HTTLPR与抑郁相关性的研究动态

摘 要 5-HTTLPR是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启动子区域上的多态性位点,对其转录效率具有调节作用。5-HTTLPR基因型与抑郁存在相关,但必须把二者的关系置于一个多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框架下考察。一方面,环境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S等位基因携带者暴露于负性生活事件时,表现出更多情绪问题,更易发生抑郁。另一方面,CYP2C9、BDNF等基因与5-HTTLPR有交互作用,共同影响抑郁的发生。此外,年龄、性别等因素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混淆。未来研究应侧重于对机制的探讨。     

冥想使人变得平和——人们对正、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反应可因冥想训练而降低

虽然前人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冥想具有减少个体焦虑、缓解抑郁水平等功能,并且也已经揭示了冥想促进情绪调节能力的认知神经科学机理,但对于冥想会怎样调制人们对于外部施加的正、负性情绪刺激(图片)的情绪反应尚不清楚,冥想究竟会使人们对外部施加的情绪刺激的敏感性增强还是减弱?如果冥想能够调节和缓解人们的情绪反应的话,那么,这种调节作用是“双向的”(即对正性或负性情绪刺激能产生具有不同效价方向的调节作用)还是“单向的”(即对正性或负性情绪刺激产生具有相同效价方向的调节作用)?为了检验和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无冥想(或相关)经验的大学生为被试,通过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考察了冥想训练能否影响被试对于正、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唤起.62名大学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每组31人),实验组参与连续5天、每天20 min的冥想练习,控制组在此期间的控制任务为通常的闭眼休息.结果显示:冥想组在练习过程中的脑α波指数显著升高;与控制组相比,冥想组被试对消极图片的效价评定值显著改善,这表明冥想降低了被试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情绪反应,研究还发现了冥想降低被试对正性情绪图片的积极评价倾向,从而证明对外部施加的正、负性情绪刺激而言,冥想训练的调制作用是使人们的情绪反应趋于平和.     

核心家庭父亲协同教养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采用父亲协同教养、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和抑郁量表,对河南省某中学初中一、二年级,高中一、二年级共计890名来自核心家庭的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索父亲协同教养各维度（团结、一致、冲突、贬低）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其它维度作用的情况下,父亲协同教养中的团结和冲突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一致和贬低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表明团结、冲突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独特效应”;（2）团结、一致、冲突、贬低性协同教养均对母子依恋具有显著影响,支持家庭系统中的“交叉效应”;团结、冲突对父子依恋具有显著影响,支持家庭系统中的“外溢效应”;（3）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团结、一致、冲突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母子依恋在团结与青少年抑郁、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但父子依恋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父亲协同教养的认知,对于指导家庭教育实践、促进青少年心理积极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忆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调节作用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会受记忆编码策略的调节。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探讨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调节作用。实验1和实验2均采用2（编码策略：提取练习策略、重复学习策略）×2（词性：消极词、中性词）的实验设计,分别探讨了不同记忆编码策略对普通大学生（实验1）和非临床抑郁大学生（实验2）心境一致性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被成功诱导出抑郁情绪的普通大学生,还是非临床抑郁倾向大学生,使用重复学习策略时回忆出的消极词均显著多于中性词,表现出显著的心境一致性记忆,而使用提取练习策略时回忆出的消极词和中性词没有显著性差异,未表现出心境一致性记忆。实验结果表明,记忆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具有调节作用,提取练习策略能够抑制心境一致性记忆。研究结果指明了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边界条件,并对非临床抑郁个体的学习与记忆具有重要的启示。     

儿童期情感忽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控制感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儿童期情感忽视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以及控制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控制感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对重庆市两所高校共83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儿童期情感忽视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2)控制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儿童期情感忽视与抑郁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控制感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儿童期情感忽视与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效应皆成立。本研究考察了儿童期情感忽视对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家庭教养方式的改善及大学生抑郁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视听双通道的音乐情绪冲突效应及优势通道研究

为探讨基于视听双通道的音乐情绪冲突效应、冲突情境下的优势加工通道和音乐经验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音乐表演视频为材料,比较音乐组和非音乐组被试在一致型和不一致型视听双通道下的情绪评定速度、准确性及强度。结果发现:(1)一致型条件下的情绪评定更准确且更强烈;(2)不一致型条件下,被试更多以听觉通道的情绪线索为依据进行情绪类型评定;(3)非音乐组被试比音乐组被试更依赖视觉通道的情绪线索。结果表明:通道间情绪信息的不一致阻碍了音乐情绪加工; 听觉通道是音乐情绪冲突情境下的优势加工通道; 音乐经验降低了情绪冲突效应对音乐组被试的干扰。     

情感代理能否提高多媒体学习的效果?

近年来,情感代理如何影响学习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情感代理是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肢体动作和言语信息等影响学习者情感体验的教学代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和移情型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是仅通过自身的情绪表达(如：使用微笑的面部表情和热情的声音)以影响学习者情绪体验的代理。移情型情感代理则是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表现或情绪状态给予情感反馈(如;点头、鼓励和共情)的代理,其目的是为了调节学习者的情绪、激励其继续努力。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情感代理的具体操作有所不同,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情感代理均是为了增加学习者的积极情绪,提高内部动机,最终促进学习。关于情感代理的潜在作用,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情绪感染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容易受到另一个人情绪表达的影响,因此界面代理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情绪和动机。情绪反应理论认为如果教师的言语和非言语线索诱发了积极的情绪,学习者就会产生趋近学习的行为(例如,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强调了学习过程中情感和动机的重要性。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情感代理能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增加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学习成绩。而认知负荷理论和干扰理论却认为情感代理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可能会增加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减少对关键信息的注意,因此干扰学习效果。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者们对情感代理的效果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情感代理可以有效地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d_积极情绪= 0.45),提高学习动机(d_内部动机= 0.52)。但不一定能影响认知负荷（d_{内部认知负荷} = -0.01;d_{外部认知负荷} = 0.09;d_{相关认知负荷} = 0.08）,并且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也比较微弱(d_保持 = 0.18;d_理解 = 0.32;d_迁移 = 0.14;d_联合 = 0.32)。情感代理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不稳健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潜在调节因素的影响。例如,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如,工作记忆能力和年级水平）、情感代理的类型、任务特征和测验时间等。总之,尽管目前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但整体而言,在积极情感代理条件下,学习者更加快乐,更有动力。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学设计者可以考虑为学习者呈现一个积极的教学代理以帮助他们更加快乐地学习。未来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需要继续关注情感代理的操纵和评定方法;探究影响情感代理效果的边界条件;考察情感代理影响学习背后的神经机制;提高情感代理研究的生态效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