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一、序论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其中有两点常谈论及的原因,特别能显出东晋时代中国佛教的处境与面对的问题:一、东汉末年至东晋的一百多年间,战乱迭起,民不聊生,有利佛教传播;二、儒学与名教在汉末衰落,思想界出现混乱,知识阶层另行摸索人生方向,而归于周易与老庄,玄风兴起,成为佛学生根的契机。以上两点适合佛教成长的因缘,却也相对地引起许多困难。由于乱世的原因,百姓不堪战火的困苦,纷纷奉佛出家,造成僧团芜杂,屡屡成为朝臣、士人攻击佛教的口实。其次,因西晋之亡,南下的贵族增多,抑制了原为江南土著的地方豪族势力,以致造成…     

浅析《灵宝度人经》所描绘的世界图景

素有“群经之首,万法之“宗”之称的《灵宝度人经》,给人们描绘出了一个宏伟的世界图景。这世界图景自成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为人们求仙问道提供了一个向上往善的动力性支架。人们只要矢志不移,不畏辛苦,脚踏着它所设建的天梯,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入更高更为自由的天人境界,过上寿与天齐,美妙如画的神仙生活。本文试图揭示这个图景,以丰富人们对《灵宝度人经》教理教义的认识。一、《灵宝度人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灵宝度人经》产生于东晋末年,它是道经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早期民间道教发展到上层官方的士族化神仙道教,再发展…     

东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传播路径北大核心

东晋时期,众多高僧曾往来于建康与会稽,隐居在剡东名山,潜心于义学研究与佛教文化传播,对佛教中国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浙江剡东(今新昌地区)的佛教文化增添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从大埔民俗看道教在客家地区的影响

历史上 ,道教在粤东梅州客家地区的影响 ,远不止只有一间赞化宫那么简单。在此选取大埔县为例 ,从笔者在该县收集到的第一手民俗语言资料中 ,或可窥见一斑。大埔县隶属于梅州市 ,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 ,人称“山中山”。人口约 5 0万 ,几乎全为汉族 ,讲纯客家方言。据史载 ,大埔县在东晋时称义招县 ,隋大业三年改为万川县。唐时并入海阳县(今潮安县 ) ,至明成化十四年归属饶平县。明嘉靖五年 (15 2 6 ) ,分饶平县的清远、恋州二都重置县 ,定名大埔至今。大埔县对道教的记载 ,仅见于明嘉靖三十六年 (15 5 7)《大埔县志》卷四《宫室志·寺观》…     

东晋南朝道家制醋及炼丹用醋

世界上首先发现和利用食醋化学氧化作用的,是中国道教中的炼丹道士。炼丹道士通过炼丹实践,观察到许多食醋与其它物质的化学反应。在许多有关道教炼丹的著作中,记载了食醋对某些有色金属及矿物的氧化、溶解、还原、置换作用以及醋与碱的相互作用。道教将食醋美其名曰“华池佐味”。食醋是古代道教炼丹中的必备之物。古人炼丹用醋不仅扩展了醋的用途,而且客观上提高了醋的酸度、浓度,相应地推进了食醋酿造质量的发展。晋朝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公元281-361年)继承了中国早期炼丹理论,结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留下了完整的著作。他的《抱朴子·内…     

擂错的战鼓

东晋人桓温素有统一一国家的志向,适逢偏居蜀地的成汉国主李势骄奢淫逸,亲信小人,滥施刑罚,渐失民心。桓温觉得时机已到,准备伐蜀,手下将领们一致反对,只有江夏相袁乔支持他的想法,并且提出成汉国自以为蜀地险峻,有天险可以依仗,必定不做军事上的准备,应该派一万精锐士兵轻装迅速开进,直捣成都,一战即可解决问题。桓温赞同他的观点,只带领一万人马兴兵伐蜀。     

星耀千古——略论钟繇的书法艺术

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钟繇无疑也是一名光华四射的人物。魏氏初祚,肇登三司。是有书迹传世的书法史上第一位大书家。钟繇的书法师从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兼擅诸体,尤精隶、楷。钟繇作为一名重臣,其主要精力在政治上,业余时间留心翰墨,但是在中国书法史上却赢得了楷书之祖的美誉。王羲之不仅吸取汉魏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化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境。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宋天师道的“六天”说

道教里“六天”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上清、葛氏道诸派经典,真正赋予其含义的却是刘宋时期的天师道。刘宋天师道视“六天”为恶鬼,提出以善神“三天”代替。天师道对“六天”的这种解释,是在道教受到上层阶级的压制而儒家礼教祭祀制度受到重视,以及佛教传入中国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六天”一词的出现与“三天”以及道教成立前的古代文献中的“九天”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对刘宋时期天师道“六天”说的含义,以及“六天”一词出现的缘由作一个分析。一、刘宋天师道“六天”的含义刘宋天师道经典《三天…     

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

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汉、赵政权的正统性竞争与江左内部抨击"取才失所"的政论。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培育司马氏与门阀共同的阶层意识。东晋太学被赋予"崇圣"礼仪空间的意义,为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太元十年(385)新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等礼仪场所以作"国子圣堂",正是对太学礼仪空间化的发展。东晋立太学、国学,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咸康元年(335)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释奠,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竞争的结果。永和八年(352)罢遣国学是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释奠则以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为背景。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     

关于《上清经》

本文探讨《上清经》与上清派的命名、《上清原统经目注序》的撰作时间和作者以及东晋《上清经》的成书等问题。着重考察了华侨、杨羲、许谧、许翽等制作的首批上清经、传、诰的情况,并列书名、篇目;同时指出《上清经》的某些复杂性质。本文对与经书相关的道教分派标准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