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的老学思想及其解老得失

南宋理学家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用宋代流行的白话解老,体现出林希逸融会三教的老学思想。林希逸在解老中大量借鉴三家思想资源,对老子之道体、得道之人的特征以及修道功夫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极力澄清理学家对《老子》的异端误读,将对《老子》的理解导向内心,有突出的心化特点。但林希逸的注解也有牵强随意之病。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融会三教的解老方式以及对《老子》文章的点评,对后世注老者产生深远影响。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中西哲学比较视角下的关系范畴探析

从哲学的视角考察关系范畴,能够展现这一范畴的多方面意义。在本体论意义上,关系作为实体的组成部分,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实体存在的隐性前提。在认识论意义上,关系是在过程中认识事物的关键环节,中国哲学范畴象展现了通过关系同构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途径,关系辨识能够成为直觉认知的思维工具。合理调整事物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道展现了事物之间关系和谐的理想状态。探讨关系的哲学意义,有助于深入了解西方现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消除由于文化差异对关系范畴的误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