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总体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环境中, 受欺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适应问题。本研究以来自47个班级的1764名5年级到8年级学生为被试(男生956人, 平均年龄14.46岁), 考察了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在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间的调节作用及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即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能调节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 在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2)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对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调节作用通过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并首次揭示了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机制。     

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受欺负水平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受欺负个体有更多的适应问题。通过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本文从人际与认知两大方面分析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人际机制强调健康环境会影响同伴群体对于受欺负者的态度和受欺负者的友谊,这些不良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受欺负者的适应困难。认知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向上的社会比较和消极归因方式,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问题。最后,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健康环境悖论”的适用性问题、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对于干预实践的建议。     

改善乡镇人居环境,传承工匠精神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步伐,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临海市党委、市政府继续在全市实施农村环境管理和农村可行性项目建设,并于2014年发布了相关实施方案。文章论述了改善乡镇人居环境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临海市汇溪镇宜居乡镇建设的案例,并提出了完善临海市汇溪镇宜居乡镇建设的对策,以工匠精神打造乡镇建设,提高品质品位,为乡镇建设注入更多幸福宜居的内涵。     

解读不显著结果：基于500个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

不显著结果(如, p > 0.05)在心理学研究中十分常见, 且容易被误解为接受零假设的证据, 并可能导致分组匹配研究的错误推断或者忽视被小样本的不显著结果掩盖的真实效应。但国内目前尚无实证研究对不显著结果的普遍性及其解读进行调查。本研究调查500篇中文心理学实证研究, 统计其摘要中出现与不显著结果相关的阴性陈述的频率, 判断并统计基于阴性陈述的推断准确性, 并使用贝叶斯因子对不显著结果中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重新评估。结果表明, 36%的摘要提及不显著结果, 共包含236个阴性陈述。其中, 41%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出现偏差(如, 解读为支持了零假设)。对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贝叶斯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仅有5.1%的不显著结果可以提供强证据支持零假设(BF₀₁ > 10)。与先前对国际心理学期刊的调查结果相比(32%的摘要包含阴性陈述; 72%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错误), 中文心理学期刊中报告不显著结果的比例更高, 且对不显著结果解读错误的比例更低。但国内研究者仍需进一步加强对不显著结果的认识, 推广适于评估不显著结果的统计方法。     

受害者视角下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机制

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边界。通过问卷调查315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样本数据,结果表明：职场不文明行为负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情绪耗竭、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心理韧性调节了情绪耗竭、组织自尊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不患不均？容忍和支持经济不平等的心理学解释

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对个体和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然而人们对经济不平等却有着较高的容忍性。基于个体心理的研究证据,本文提出认知和动机双重路径模型来解释个体容忍和支持经济不平等问题。在认知路径上,个体倾向于低估当前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和将经济不平等评价为公平的;在动机路径上,个体预期经济不平等将带来自我利益的增加。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多重心理机制间的关系,并探索有效干预手段以增加人们对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支持。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工作！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动态影响机制。通过收集分析71名新员工连续5个工作日的追踪数据发现,不合规任务会诱发新员工的不愉快情绪,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工作成长观能够有效缓冲这一负面影响。以上结论拓宽了不合规任务的影响后果,并为如何干预不合规任务给新员工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启示。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德思考

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关系。同时还要坚持生态善美、整体和谐、合理消费、可持续发展和义利统一的环境道德原则。     

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幼儿的自发数量聚焦

大量从“能力”角度来探讨个体早期数学发展的研究仅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而忽略了可能与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相关的方面。近年来, 数学认知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自发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量相关信息自发注意的认知倾向。SFON被视为其他数学聚焦倾向概念的基础, 但与自发数字聚焦(SAN)、自发阿拉伯数字聚焦(SFONS)和自发数量关系聚焦(SFOR)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明晰。作为数学表现的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个体SFON的发展轨迹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所在。未来可从数学动机、数学焦虑等角度进一步探讨SFON的作用机制, 改良与创新SFON测量工具, 同时需深入推进家庭和学校场合的SFON干预研究。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