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知觉负载调节的注意捕获效应：生态信息的作用

快速探测到环境中具有生态意义的信息是适应性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本研究采用注意捕获范式检验具有生态意义的信息是否能够被注意系统自动化加工。具体而言, 我们考察对负性面孔中的生态意义信息的加工是否受任务和知觉负载的影响。在实验一中, 我们发现负性面孔相对于中性面孔在高低知觉负载下的注意捕获能力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负性面孔在高低负载下都具有加工优先性。为了分离刺激突显性与生态意义二个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在实验二中, 我们将负性面孔刺激替换为具有突显性但不含有生态信息的颜色块刺激, 发现颜色块在高知觉负载下的注意捕获效应显著低于低负载, 即知觉负载能够显著影响其注意捕获能力, 表明负性面孔在实验一中的效应应归因于其本身携带的生态信息。由此, 本研究展示了具有生态意义的视觉刺激能够得到视觉系统的自动化加工。     

僧肇佛教思想述评

僧肇佛学主观上承绪罗什般若学的思辨传统,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展开对世界“真实”的追索以及人生“意义”的探求。在对中观“三论”的阐释中,僧肇力图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反映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的本来面貌。但是,由于受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坚持罗什之学的批判原则,逐步放弃龙树中观系统的“破斥”精神,转而对《维摩诘经》“不二法门”盎然兴趣。在“不二”思维原则的指导下,僧肇佛学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因素,致使他所阐述的般若学精神难以纯粹。因般若之性空思想难以落实,故僧肇提倡以涅榘至极之果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为《肇论》的宗旨。     

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

唐代密宗大师不空,其思想中包含着极具密教特色的护国思想。不空的密教护国思想,融合在他的密教体系之内;通过对护国思想的实践,直接推动了唐代佛教尤其是密宗的繁荣发展。通过对不空护国经典的传译、护国思想的基本结构、护国实践的展开与基本类型以及护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影响等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认为不空的佛教护国实践无论是对唐王朝政治统治的扶助,还是对佛教本身尤其是密宗的发展,以及对佛教社会化、民间化的促进,和对后世佛教护国实践的发展都有很大地历史影响。     

变革还是拖延？员工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

不合规任务是超出员工预期工作范围并侵犯其职业身份的工作任务。面对不合规任务,员工会作何反应？基于趋避模型,本研究提出了员工面对不合规任务的差异化应对方式,即高趋近倾向的员工实施主动变革,高回避倾向的员工展现工作拖延。研究1采用情景模拟实验(N=350),结果表明不合规任务与趋近倾向正向交互影响主动变革行为(趋近应对),不合规任务与回避倾向正向交互影响工作拖延行为(回避应对)。研究2采用基于三阶段问卷调查的相关研究(N=207),不仅再次验证了研究1结果,还揭示了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在员工趋近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工作疏离感在员工回避应对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上述结果有助于全面揭示不合规任务的应对模式,启发组织精准管理不合规任务。     

维特根斯坦对基本命题的看法的修正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大学,立刻就写下了许多标志着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的哲学笔记。从他身前唯一发表的论文《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评论》;到身后从同时期的手稿中整理编撰出的《哲学评论》;以及由魏斯曼所记录下的,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所在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间的对话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足以刻画这种转变的重要线索。其中之一就是由颜色排斥问题的思考开始,他逐渐改变了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基本命题的看法,并进而放弃以真值函项结构的分析来揭示命题的一般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思考中,他并没有一下子就放弃《逻辑哲学论》中的基本观点,而是努力调整措辞,引入了新的看法,以容许基本命题可能互不相容的情况。这种努力迫使他最终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作为“不完全图像”的基本命题。修正对基本命题的看法,是1930年代的维特根斯坦做出的主要改变之一。既标志着他与自己早期思想之间的首次交锋,也为日后在《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再度对峙做好了准备。本文试着回顾这一思想转变过程。     

母亲行为与小学儿童自尊的关系

选取3、4、5年级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各694人,采用小学儿童母亲行为问卷、自尊问卷(SEI)与小学儿童母亲背景问卷进行施测,对小学儿童自尊与其母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小学3-5年级儿童中,自尊得分与母亲的各种支持行为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除母亲陪伴性和情感性的不支持行为外,工具性、信息性和极端性的不支持行为与自尊得分之间呈现出显著或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不支持行为变量组对儿童的自尊水平具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支持行为变量并未引起回归方程的显著变化。(2)宽松型、支配干涉型、温暖型与严厉型母亲行为教养下的儿童自尊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宽松型母亲教养下的儿童自尊明显高于严厉型。(3)母亲的行为类型与儿童的年龄、性别、独生与否及母亲的年龄、职业与受教育水平、城乡因素在儿童自尊上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知情不同意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九

如何对待病人的知情不同意,是履行知情同意时必须正确对待的问题,也是临床医生经常面对的伦理难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我国病人及家属知情不同意的现状,并对知情不同意社会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找出知情不同意的社会心理原因,从而为保护患者的利益,减少医患冲突提供参考依据.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直视不可能性：克尔凯郭尔、德里达以及宗教的再现

克尔凯郭尔在假名作品《恐惧与战栗》当中描述过“信仰”的“双重运动”,《再现》当中描述过对“再现”的“超越”,它们与德里达所说的“对于不可能的事情的经验”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因此在主线上,德里达提出的对于不可能的事情的激情与上述两部假名作品当中所提出的“宗教”范畴彼此呼应。一种“不可能性的公理”构成了德里达所说的“没有宗教的宗教”,而不是简单的宗教;构成了某种“宗教的再现”。于是,德里达和克尔凯郭尔的假名作者们拉近了宗教和解构之间的距离。     

《维摩诘所说经》导读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佛教文化》上不见“经典导读”久矣！这里牵涉到一个办刊宗旨问题,《佛教文化》既不是纯粹的宗教内部传教刊物,也不是普通的以世俗文化为内容的文化刊物,如果单纯地强调刊名中的任何一边——“佛教”或“文化”,都是人为地割裂“佛教文化”这个统一体。为此有朋友问,《佛教文化》究竟是在教内还是教外?我指着寺院建筑中轴线说,既不是大雄宝殿,也不是钟鼓楼,《佛教文化》是沿着这条中轴线穿过山门通往寺外的大路。“经典导读”栏目就是把寺外的人们领进门来的那位导游,今后当然要加强这个栏目(这也正是读者呼声很高的一个要求),从本期开始即有针对和有计划地考虑选题,把读者需求最为迫切的那些经典排列出来,约请大德和专家来做“导读”,相信会得到读者的支持。当然,形式仍需注意活泼多样,有“文化”意蕴,比如佛教史上大量嘉言懿行、文化典故也是很好的导读材料,有益于我们增进对佛教文化的认识,故本期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佛门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