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可以说“不”(上)

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令人两难的不情之请,如何拒绝就显得尤为重要。成功的拒绝让自己如释重负,也让对方豁然开朗;失败的拒绝让自己内疚连连,也让对方深感孤立,甚至会让多年建立的关系功亏一篑。反思圣经中那些经典的拒绝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智慧的法则：     

关于马丁·路德,你可能不知道的几件事

你对宗教改革推手——马丁·路德了解有多少？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纪念,我们借此重新认识路德——这位外号“火山”、教会史上杰出的先辈。经常在英国、西班牙基督教杂志撰稿的传道、作家威尔葛雷汉（Will Graham）,揭晓你可能不知道的有关这位基督教信仰改革先驱的七项事迹：1.路德成为修士的原因多数人都知道路德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     

常识回归抑或“洋教”崇信?——读《美国的本质》随想CSSCI

宗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无论它以何种形态存在,总是要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试图为人们“打开一扇认识美国的新窗口”-摆脱世俗的国家关系“利益论”窠臼,从美国基督教国家本质及其福音使命,去认识和理解它的外交政策。但是,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远比信徒的追求要复杂的多,书作者所期望展现的“一个全新的看待美国的角度”,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即宗教意识形态传播目的与手段的错位,或许还带有某种宗教崇尚意识以及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动员力。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社会大众树立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觉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地坚守中国文化底色。     

学步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与亲子互动的关系

通过对138名学步儿童及其母亲的观察研究,分析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与亲子互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亲子互动中,母亲的言语策略多于身体策略。(2)母亲的模糊言语显著地正向预测儿童的反抗,母亲的远处身体指导显著地正向预测消极不顺从。(3)母亲的反应性与明晰言语、模糊言语、积极身体指导和远处身体指导正相关,与严厉言语和消极身体指导负相关。(4)儿童反应性负向预测消极不顺从和拒绝/协商行为。     

中学生亲子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师生关系及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究师生关系和自尊在中学生亲子依恋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使用亲子依恋问卷、师生关系量表、自尊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北京地区八所普通中学的273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中学生亲子依恋、师生关系、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2)中学生亲子依恋不仅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且还通过师生关系的中介作用、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师生关系—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     

4～10岁汉语儿童句法意识的发展

采用句法判断和句法修改任务,探讨了4～10岁汉语儿童句法意识发展的过程和特点.结果表明:(1) 4～10岁儿童句法意识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中6岁是一个转折点;(2) 儿童句法意识发展的内在过程是从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句子意义的依赖发展到对句子本身的句法结构进行有意注意;(3)句法意识的发展受到句法错误类型的影响,表现出发展的不同步性.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

本文从几个角度概述了孟子对孝的论述与实践,认为孟子是一位孝子。同时对《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进行了阐释。认为孟子只是就舜在特殊情况下"不告而娶"而言,目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繁衍。"后"不一定单指男子,应指子、女而言。今日之"后"更是如此。     

论企业安全发展伦理建设

企业安全是社会安全的重要一环.企业安全发展伦理是指企业组织在运行中所遵守的一种价值理念,它包括以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承认和尊重作为底线、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理念、以和谐作为目标追求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资本权力的膨胀,企业员工生命、劳动条件、人格尊严、工资收入等合法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等,成为引发企业安全伦理底线危机和制约企业安全发展的重要诱因.因此,加强企业安全发展伦理建设既要重视企业制度中安全发展伦理理念的内化,也要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安全发展伦理水平和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同时,政府提供良好安全政治生态也十分必要.     

信任关系的变革——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再思考

考察吉登斯庞大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信任关系是其内在的连贯线索.在他看来,信任是个人本体安全系统的基础,是本体安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纽带,信任关系以个体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为前提.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导致信任关系也从"地域性"信任关系向"脱域性"信任关系转变."脱域性"信任关系建立在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基础之上,它使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反应,如"运气"态度、"实用主义"态度、"犬儒式悲观主义"态度等.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既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又体现在它对现实的警示上.     

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考察了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两类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一类是作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国家法律,它规范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而另一类则是地方政府的内部影响因素和代议制民主下市民、官员、政治家之间的有力互动.与地方财政管理相关的两个国家法律是地方自治法和地方财政法,但与地方自治法相比,地方财政法对地方财政的合法运行具有更为具体的影响.为了反映1991年恢复实施地方自治法之后的主要发展,地方财政法于2005年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围绕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三个主体(即市民、官员和政治家)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从全社会立场观点看来并非最优化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均衡.在代议制民主下,三个主体行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产生更为糟糕的局面.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式是培育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价格意识.如果关于公共服务的财税价格概念在市民中得以普及,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足以更具社会效率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