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尊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积极核心图式与同伴依恋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自尊量表、简明核心图式量表、同伴依恋量表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调查华中三省5所大学大一至大三年级共459名大学生,运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探索大学生积极核心图式和同伴依恋在自尊和社会适应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大学生自尊、积极核心图式、同伴依恋与社会适应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大学生自尊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包括了三条路径：通过积极核心图式的中介作用、通过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以及通过积极核心图式-同伴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自尊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为未来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提供建议。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心理学视角看“依恋”

依恋在个人成长、成熟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心理学上如何界定依恋呢?依恋的类型有哪些?安全依恋如何培养?如果是不安全依恋,又该如何疗愈呢?依恋是什么?依恋最开始是指儿童在感觉到危险或威胁时,向感觉亲密的特定对象寻求亲近的生物性本能反应,后来概念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多用于指各个年龄阶段的个体与依恋对象之间的情感连结。     

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基于“个人×环境模型”

拒绝敏感性指个体对拒绝信息存在焦虑预期,易于知觉并倾向于产生过度反应的程度。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拒绝敏感性的认知及神经机制,缺少以社会性发展的视角探讨拒绝敏感性影响因素的证据。本文根据“个体×环境模型”,发现性别、外貌特征、人格特质以及早期创伤经历、依恋、专制型教养方式、同伴欺负与友谊及文化差异均可以影响个体拒绝敏感性的水平,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同时,本文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自我概念影响选择性记忆的理论模型与研究

关于自我概念对个人选择性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不一致—负性忽略模型和关联模型两种解释。前者假定,个人努力忽略对与其积极自我概念不一致或冲突信息的加工,以维持其自我概念的稳定性,但该模型忽视了自我概念的个别差异。后者则假定,自我概念对选择性记忆的影响是由评价性信息与自我概念的关联程度决定的,并质疑记忆的心境一致性效应,但该模型无法解释积极自我概念者面临消极心境和消极自我概念者面临积极心境时对外部信息的记忆模式。未来研究有必要考察即时性心境状态下不同自我概念对选择性记忆加工的影响,以促进对自我概念和心境状态影响记忆选择性及其机制的深入理解。     

家庭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抑郁:歧视知觉和亲子依恋的作用

对703名初中生(平均年龄14.30岁)进行问卷调查, 探讨了青少年歧视知觉、亲子依恋在家庭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后, 家庭经济压力对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在家庭经济压力对抑郁的正向预测关系中, 歧视知觉起中介作用;(3)家庭经济压力通过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中介作用受到亲子依恋的调节, 相对于亲子依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 中介效应仅在亲子依恋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中显著。     

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考察了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两类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一类是作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国家法律,它规范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而另一类则是地方政府的内部影响因素和代议制民主下市民、官员、政治家之间的有力互动.与地方财政管理相关的两个国家法律是地方自治法和地方财政法,但与地方自治法相比,地方财政法对地方财政的合法运行具有更为具体的影响.为了反映1991年恢复实施地方自治法之后的主要发展,地方财政法于2005年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围绕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三个主体(即市民、官员和政治家)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从全社会立场观点看来并非最优化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均衡.在代议制民主下,三个主体行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产生更为糟糕的局面.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式是培育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价格意识.如果关于公共服务的财税价格概念在市民中得以普及,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足以更具社会效率地运行.     

中韩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比较研究

本文粗略比较了中韩两国各自工业化阶段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并基于韩国案例阐发可供中国社会发展借鉴的一些经验及其意义.韩中两国在历史上的20年中均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韩国:1960-1980;中国:1980-2000).在中国,虽然农民阶级规模发生了巨大萎缩和工人阶级数量已经缓慢减少,但就其社会人口比重而言,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社会阶级.目前中国仍然保有社会主义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在韩国,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经大量减少,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数量却在上升,但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预言相背离的是,中产阶级已在不断壮大.由于不动产拥有者阶级的兴起、不同地区不动产价格差距的悬殊、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临时工的涌现等原因,自1990年代以来韩国的社会不平等日趋加深.中国经济总量的继续增长也许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为此,中国学者需要关注韩国经验,也即韩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所遭遇的社会不平等的日趋增长及其影响.     

"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的地缘安全战略

"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并逐渐明确的重大战略方针,是我国国际战略的最新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的实质升华,是制定地缘安全战略的理论前提,是营造地缘安全环境的重要法宝,是实现地缘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建设和谐周边、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的不二选择.客观地分析我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现状,必须看到尚存在着的不和谐因素,我国的周边安全面临着挑战和变数.和谐周边是我国地缘安全战略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大力促进周边地区的和谐与合作.     

巴兰的发展经济学评析

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马克思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线性发展观"。巴兰立足于全球视角,以经济剩余为核心,创立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这在依附理论和不发达国家理论的发展史上都是有其独创性的。但是,他的这种发展经济学也存在重大的缺陷,首先,他严重误解了马克思发展观的真实内涵;其次,他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完全忽视了不发达国家自身的内在因素;再次,他只是一味地从道德立场上谴责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没有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意义做出科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