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李大钊易学思想及其早期哲学

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心"、"意"、"识"略诠

"心"、"意"、"识"三者在佛教的概念和范畴中十分重要。它们既是佛教法相的核心名词,又是深入佛教法相的重要关口,对之进行贯通古今、综合教内教外观点进行诠释十分必要。本文首先以《说文解字》为主探究文字本义,说明佛教传统中赋予三者的内含是在同其本义相符基础上的引申;其次以玄奘法师所译论典说明传统佛教对三者的理解;最后以"体"、"相"、"用"分析三者,通过建立第九识而对三者进行新的定位。     

从“服用黄连禁食猪肉”探讨药食禁忌文化的交融

“服用黄连禁食猪肉”属于服药后的饮食禁忌,此说法雏形可追溯到汉代含黄连治疗痢疾的医简药方,南北朝时期的《小品方》作为转折点,实现了“服用黄连禁食猪肉”的生成和递变,从因病忌口转变成因药忌口,延续至今。服药后饮食禁忌的形成源于饮食禁忌与中医药禁忌文化的交融,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由单纯的药与食忌扩充到了食与食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发物和食物相克之说。对于发物的确定和服药后饮食禁忌的是否遵循,应当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辨证看待,而不是让患者盲目地禁食相关食物,但食物相克对于研究饮食和中医药禁忌文化交融史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从海德格尔的“现身情态”看六祖惠能的“相”

在《坛经》中，“相”被看为引发人的烦恼的根源。离“相”的意义、内容、方式、状态等，构成了《坛经》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海德格尔的“现身情态”理论来看，离“相”问题的上述各个环节可被纳入“自烦”与“他烦”的结构关系中进行解读，并可据此对《坛经》中“定”、“慧”的意义及关系给出现代诠释。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正>新华网北京2月12日电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京会见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孙春兰向班禅祝贺春节和藏历新年,班禅向孙春兰敬献了哈达,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表示衷心感谢,表示一定继承和发扬历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牢记责任,服务信众,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及广大僧俗信众的期望。孙春兰对班禅各方面取得的进步表示祝贺。她说,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拉萨召开

<正>本刊讯1月11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拉萨召开。会上,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珠康·土登克珠表示,藏传佛教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有活力,现在藏传佛教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全部条件。珠康·土登克珠认为,佛教的精髓是大慈大悲,不伤害众生,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佛祖释     

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

作为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章,本文对邓晓芒先生《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诸如承认“‘历史主义’原则”而在实际上却违背这一原则、沿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这一概念而对当前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加了解、对于批评对象的批评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实际毫不相干、引用的材料与企图言论证的观点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莫衷一是、曲解古典文本以至与自己的论断发生抵牾、将自己的独断心态强加于人等谬误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由于存在这些谬误,邓先生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

王醮仪式是明清以降闽台地区十分盛行的一种宗教民俗活动,其含义就是将代表瘟疫和灾厄的瘟神（王爷）迎请来祭祀礼遇一番后,再将其连同交通工具“王船”一起送离出境,故世人又称为“送王船”。推究此仪式之渊源,当与古老的龙舟竞渡及“厉祭”传统有着直接关联,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习俗则可视为其雏形。明清闽台方志文献中大量涉及了有关“出海”、“王醮”的内容,借助这些史料可大致梳理出王醮仪式的缘起、沿革及流布等情况,并对闽台二地的差异及特点展开比较和分析。 姜守诚,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