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美学思想研究

荀子从本体的高度,将人的审美需求,视为人本性的一种需要,作为其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并把美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象征、表达或物化形式,予以了肯定。这样,荀子从实现社会整体的理性整合及对个体感性的节制与改造出发,将审美引向了政治、伦理领域,虽然在当时美自身尚缺乏自足性,但却获得了为当时社会理性所能认同的人文内涵及存在价值,也因此礼文之美、美善相乐、中和之美成为荀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     

谈老子的音乐审美观

老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音声相和”与“大音希声”是其以哲学的慧眼,对音乐美的深刻推断,本文从音声相和-音乐美的哲学,大音希声-音乐美的境界,探讨老子的音乐审美观。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从"相"到"象"——熊十力哲学的易学归向

佛学中的“相”是纯粹形式,是无实质的空架子,“缘生说”将物我剖割为这些空架子,因而,物我之“现相”空、生命空、世界空。《易》之“象”是有生命意味、有实质的形式,它之生命意味源于物我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元素之间的相反相成。“象”有自体,因而,它不可还原为其他存在。物我所现之“象”皆真实不虚。熊十力由援“象”人“相”,到将“相”“象化”,展示了他出入佛老,彻底皈依儒宗的思想历程。     

传承与嬗变——明末僧诤问题的反思

晚明时期,佛法复兴。汉月法藏针对当时禅门法统混乱宗旨不清等状况著《五宗原》,创"圆相说",意图重新恢复禅宗五家各自宗旨,遭到师门批判。法藏弟子弘忍作《五宗救》维护其师之说。法藏之师圆悟作《辟妄救略说》回应,从圆相说、临济宗旨、传承法统等方面批判法藏师徒执著名相为实法。僧诤问题揭示出儒家宗法观念对于佛教丛林制度的浸染以及佛法嬗变过程中诠释创新能力的困境。     

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中政教关系的理解,应摆脱20世纪以来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与知识化路径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离/合一等论说的格局缺陷。"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国的文明安排中政治与学教持有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秩序,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维持结构,同时二者之间经由不同的秩序力量得以表达,其间有功能和机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形成的文教是一种公共道理意义上的根本精神模式,既非西方文明语境中的宗教,也不是与现代"主义"政治配套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这一理性化形式。政教相维制体现出儒家思考秩序构成的独到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学是一种“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现在它的“美善相乐”,“天人合一”,“和合之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产物,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论体系,它将以美和艺术来塑造人民的灵魂,鼓励人民向上向善,以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     

讲法度 重情怀 观自在北大核心CSSCISSCI

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闻名世界的观音道场。近年来,舟山市统战、宗教工作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注重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对普陀山佛教协会的引导与服务,令普陀山佛教文化大放光彩。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机遇,为提升普陀山佛教服务大众、利乐众生的水平,促进舟山群岛新区经济持续发展,舟山市统战、宗教工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文化先行,     

“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

<正>最近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评价儒家伦理的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血缘亲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处理血缘亲情与仁义普遍原则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参见郭齐勇主编,2004年;2011年)对此,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该次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其实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