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主教在上海愉快地度过了90岁生日

本刊讯:2004年9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主教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愉快地度过了他90岁的生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宋仪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沈红光,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周富长以及中国基督教两会负责同工罗冠宗、季剑虹、曹圣洁、邓福村等一百余位同工及来宾出席了活动……     

上海市学龄儿童行为问题与亲子关系相关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上海市2864名7～14岁学龄儿童进行行为问题及亲子关系调查,结果显示：（1）学龄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率为11.5%;（2）初中生的问题行为发生率明显低于小学生;（3）学龄儿童问题行为发生与父亲的积极拒绝态度,母亲的积极拒绝,盲从,矛盾的态度等关系密切;而且,父母的“积极拒绝态度”更容易使儿童发生“身心健康”和“社会与情绪”行为问题;父亲的“消极拒绝”,母亲的“盲从”更容易使儿童产生“日常不良行为习惯”。     

《心理学大辞典》前言

经过10年的努力,《心理学大辞典》终于问世了,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这10年,中国心理学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特别是1996年,通过激烈的竞争,中国心理学会取得了2004年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举办权;1999年心理学被国家科技部列入中国18个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心理学确定为一级学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行各业对心理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1993年,我们三人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欣然承担起《心理学大辞典》的主编重任。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医院诊所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创办了一些医院和诊所,将医学与佛学结合于弘法活动中,以佛法医治人心之痛苦,以医术治疗人身之疾苦,使人们获得身心俱治的效果。佛门的慈悲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兹介绍如下:佛化医院佛化医院1936年10月由陈其昌发起创立,得到印光、圆瑛、聂云台、屈映光、李貌丹、江易园等人的赞助,并集资购下霞飞路金神父路(今淮海中路瑞金一路)口采善堂旧址为佛化医院院址。陈其昌曾任中国肺病医院院长多年,于1935年秋创办观音救苦会,发行《大生报》,劝人戒杀放生、持斋念佛,向化者颇众。又发行观音救苦丹,相传能治百病。佛化医…     

冬日暖意涌心潮 福气吉祥送万家 上海城隍庙新春慈善活动纪实北大核心CSSCI

新年新岁,福瑞吉祥。在农历丁酉年春节期间,上海城隍庙举办各类慈善活动,同绕“福”的主题,送福字,赠福袋,为周边社区民众、     

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访问基督教全国两会

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季文冠～行5人．于2012年3月22日上午．访问了基督教全国两会。傅先伟主席、高峰会长、沈学彬副主席热情接待来访客人并座谈。     

用心牧养青年 促进教会成长——上海国际礼拜堂青年团契牧养事工简介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内心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会面对许多挑战,要应对和处理许多问题,还要协调同事、客户以及上下级之间的各种关系,有点时间又要与朋友逛街、购物,似乎很少有机会能让自己的心灵有放松休息的时间,使心灵得以平静、感受到充实。同时,很多人又非常清楚,若没有合适的方法让自己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整,将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甚至会累积这些压力直至崩溃。     

回忆我的恩师真禅法师

我出生在辽宁省锦西市,从小在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长大。由于家里祖母笃信佛教,自幼深受她老人家的熏陶。每当她烧香拜佛念经时,我就跟在后面叩头跪拜。1985年2月于上海玉佛寺出家,礼欣一法师为剃度师。1985年5月5日在上海玉佛寺受三坛具足大戒。同年9月入上海佛学院学习。1989年9月入上海佛学院进修班学习,1991年到玉佛寺任真禅大和尚侍者,此后历任副寺、监院、寺务处副主任等职,并曾随侍真禅方丈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弘扬佛法。自从入佛学院读书后,真禅法师对我很爱护,除了各方面严格要求外,还让我随侍在他老人家左右,成了他的侍者。从…     

黑格尔和谐社会观的伦理意蕴

面对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现代社会困境,黑格尔以其合理性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需要"伦理"的内在支撑,即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了促进并维持基于"理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须恪守一套义务,参与共同体的生活;而共同体也致力于充分实现个体自身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达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     

意识形态的魔力与主体的祛魅——哲学视域中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打破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单向模式,详细分析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并不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预言的那样,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代言人,相反,他们却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金钱拜物教的漩涡之中。但马克思认为,这种束缚是暂时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必然会冲破意识形态和拜物教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阶级。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两个文本无疑在主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