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之困境及其启示

在一些环境美德伦理论者看来,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应是传统环境伦理学的替代品而不只是其补充.然而,由于时代性因素及环境美德伦理自身所存在的局限,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显然难以实现其理论抱负.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只有认清自身所应占据的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当代环境问题上的应有作用,否则必遭遇极大的困境.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资金数量和来源对公共物品困境中第三方惩罚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中,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如何影响第三方对成员贡献值的评价及惩罚。行为结果发现了“贵族责任效应”,即在同等贡献值条件下,相比于获得较少初始资金的成员,第三方会更重地惩罚获得较多初始资金的成员。当初始资金是随机分配而非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时,该效应更强。在神经层面上,发现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调节了第三方评估贡献值时所诱发的FRN和P3成分。其中FRN波幅与惩罚力度显著相关。本研究揭示了初始资金数量和来源如何调节第三方对成员贡献的评估及相关惩罚决策。     

公共物品困境中的突显身份效应及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影响

从合作动机的激发与破坏的角度探讨公共物品困境中突显身份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与突显身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突显合作者与突显不合作者两种方式都会提高被试的合作水平;两种突显方式的作用机制不同。突显合作者条件下,被试的合作行为受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共同影响。而突显不合作者则会破坏被试合作的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对提高合作行为起主要作用;突显合作者条件下,合作取向的被试更多受内在动机的影响,而非合作取向的被试则更多受外在动机的影响。在突显不合作者的条件下,合作取向和非合作取向被试的合作行为都受外在动机的影响较大。     

个人权力感与道德困境判断：道德思维取向的中介作用

基于道德困境判断的加工分离分析模型,通过对236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了个人权力感、道德思维取向和道德困境判断的关系。结果显示：(1)个人权力感通过促进道德思维的审慎取向和减少道德思维的情感取向,进而间接地促进个体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但不直接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产生作用;(2)个人权力感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道义论道德判断,而不以道德思维取向为中介。这表明个人权力感以不同的作用路径影响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道德判断。     

跌进坑里，别急着向上看

那还是孩提时代的事。小学四年级，我们的班主任姓李，是个相貌平平的老头，心肠挺好，教学也很有一套，可就是脾气怪怪的。     

被符号化的“肉俎”——解读培根的作品《绘画,1946》

<正>培根的绘画以符号触及人性,这些具有符号性特征的作品反映着那个时代,在20世纪人物画艺术的发展中有其特殊意义。文章通过解读培根的作品《绘画,1946》,发现在这里,培根使用符号的本质在于把握与思考人类从蒙昧奔向文明之后人类生存困境这一主题。培根深入发掘了艺术的创造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道德观的启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需求与结构:现代家庭视角下困境儿童保护的政策研究——基于天津市第二批全国儿童社会保护试点区的案例分析

儿童保护的社会政策及实践离不开家庭与社会的参与。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困境儿童的保护政策,但在实践中仍不乏困境儿童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形。究其缘由,既有政策上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责任及分工不明确、"家庭"在儿童保护政策系统中的严重缺位问题,也有政策偏重物质保护而轻视社会服务、轻视家庭能力建设的问题。本文立足"现代家庭"的政策视角,基于天津市的案例调查,在评估和分析当前困境儿童的五大"保护需求"基础上,揭示了现有社会保护政策及社区服务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并尝试构建"以现代家庭为中心"的困境儿童保护政策的基本框架。     

与时俱进,深入开拓社会认识论学科方向

关于"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研究丛书",特别是欧阳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我认为它的价值首先在于开创了社会认识论这一学科方向。社会认识论的提出和研究使得我国的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某种转型,这种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拟科学的哲学来说,往往很难跟踪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而且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很快,其分化又非常厉害,方向越来越窄,在自然科学领域综合性的大师越来越少,拟科学的认识论面临困境。在这个时候,社会认识论改变了我国认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使得它立足于实践,向人文、社会的维度发展,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认识论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