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负版”传

“负版”是古代寓言中说的一种好负重的小虫。此虫不分好歹,见物就取来背在背上,越积越重,压得自己几乎要死。只有被人发现,将重物除去方能得脱。但它旧性不改。继续取物自负,直到把自己压死。人若自私自利,竟有不如虫之处。程度轻者,遇事自以为义、自担重担,却不肯顺服神交托给神,往往是事倍功半。身心劳瘁,以致于灵里疲惫懈怠,得罪神得罪人。程度重者,或利欲熏心,整天斤斤计较,自沉于勾心斗角。     

晚明的功利主义思潮

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思潮,这其中包括了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陈确的"治生为本说"、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以及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这些功利主义学说包含着不同的理论内容: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强调普通百姓的基本物质欲求的合理性,陈确的"治生为本说"要求读书人关注个人生计,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认为普通百姓的利益追求能够推进社会公正,而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认为商人的牟利行为有助于他们成就道德行为。上述种种学说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儒家的传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     

唐前期(618——755)道教法位制度厘证

南北朝后期到初唐成书的《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对道教法位体系进行了详细记述。唐前期道教徒依据实际需要,对此系统进一步整理,最终形成较严整的道教内部递升制度。传世和新出土的唐代碑铭可以确证此法位制度在唐代的普及性。对从《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到盛唐时期的道教法位制度的变迁及现实情况的细致考索,可以恢复和强调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中古道教重要面相。     

叙事与赋义:《春秋》三传“齐桓晋文之事”述论

《左传》以叙事理路确立了齐桓、晋文的"伯/霸"诠释。但《公羊》《穀梁》并不注重齐桓、晋文的叙事及其"伯/霸"属性,二传意在对"齐桓晋文之事"予以赋义。由于何休、杜预、范宁三传注皆将齐桓、晋文之诠释指向"伯/霸",使得"齐桓晋文之事"被固定在"伯/霸"之上,而《公》《穀》所赋之义反而难以彰显。从叙事回到赋义,以"同尊周"为核心、以"三临之言"为视域解读《穀梁》,以"天子—鲁—诸侯"之秩序为中心审视《公羊》,可以发现《公》《穀》赋义下的"齐桓晋文之事"体现了《春秋》义旨。虽然三传诠释理路各有不同,但都在《春秋》义下予以发传,而杜预、何休、范宁之注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传之义。     

《无量义经》的实相之旨

《无量义经》是一部并不流通很广的经典，然此经属于法华系统的三经之一，它对了解《法华经》的义理，悟人一乘实相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四）

五、道教义理之学的五大部类与理论枢要道教教理教义的内容,关涉十分广泛而庞杂,是从道教的视角出发,采用“神启示”的神秘方式,为树立、维护、扩大至尊之“道”创立并主宰宇宙一切的神圣权威,面对人们在生活中所提出的有关自然、社会、人生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任何宗教为建树其独特的信仰权势,都必须建构起能回应并满足社会各方面精神需要的宣教理论体系,也都必然是从天上说到地上,从追说混沌远古到预测渺茫未来,从大自然说到世俗,从社会说到人生,从此岸世界说到彼岸世界……,目的在于使人们成为该教的信士,拜倒在其至尊之神的脚下。而道…     

墨子义利观之考辨

墨子之义利观源自其兼爱非攻之观念,并将义利之观念用于解决乱世之象.墨子义利观念之义可分为仁义、道义,利可分为公利、他利与私利,各种义与利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墨子之义利观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论空海的六大缘起说

空海的六大缘起说,近代以来中日学术界常被当作密教普遍的哲学思想来论列本文通过对这一说法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过程和理论特点的分析,认为六大缘起说是空海发挥显密经轨的“微言大义”而提出来的,是在《大日经》五大种子说以及五字门、五轮观的基础上,把显教的六界说转化为密教的六大说,尤其把色识转化为心大,将表述现象世界的概念上升为说明世界体性的本体论学说。因此六大缘起说是空海的独创,属于日本真言宗的理论体系,不能作为唐代密宗的理论甚或整个密教的缘起论。     

马坚教授的阿文书籍赠送中国伊协

马坚教授夫人马存真女士,将马坚教授生前所藏一批经书捐赠予中国伊协图书馆,计有阿拉伯文本318种,共480册,波斯文本59种,共70册。这些经书大部分为伊斯兰教经典或名著,其中有古兰经注、圣训经注类18种,伊斯兰教义、哲学类48种,伊斯兰教法类15种,阿拉伯文学类66种,语法修辞。     

王岱舆著作与同时代伊斯兰汉文译著关系分析——以《省迷真原》和《归真总义》为参考CSSCISSCI

将《正教真诠》与《省迷真原》和《归真总义》比较,可以发现真一、数一、知认、见认等概念先于王岱舆使用,这反映出王岱舆的著作与同时代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