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论《易·彖传》所揭“时”、“时义”、“时用”三者内涵实乃六十四卦卦义通例

《易·彖传》说《颐》、《大过》等十二卦时,分别用到"时"、"时义"、"时用"三个概念,此三者内涵实可作为六十四卦卦义之通例。若详绎此《周易》"大时之义",对认识儒学《易》理乃至全部儒学思想体系,意义所关至大。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天主”译名最早文献考

汤若望神父在崇祯12年(1639)11月呈皇帝疏中有:“天主者,天地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是“天主”译名较早文献之一。它明确界定了天主教所指“天主”的实质内涵,并阐明它完全区别于《史记·封禅书》中的八神之首的天主,亦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

《高僧传.道安传》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一语,表明论义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新辨识出的论义文,帮助我们解决了以往论义研究存世资料有限的困难。本文以敦煌遗书中论义文的释读为基础,结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论义的记载,从论义与论端、论义程序、论义失误、举行论义的时间和论义文五个方面,率先对汉地佛教论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生平行实考察

明末清初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的生平,缺乏记载。根据其著译三书《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的序跋文字,以及苏州丁家巷瑞凝礼拜寺的一种碑刻文字(张中译,原石已佚)和张中表弟周士骐撰《〈修真蒙引〉弁言》等文字,可知他名中,字君时,或又字时中、志中,号隐斋,别号寒山樵叟(寒樵、寒山叟),苏州府吴县阊门外丁家巷瑞符里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崇祯间至南京,从临潼经师张少山、印度经师阿世格学,笔录阿世格所讲成《归真总义》。明末清初回到苏州,不久往扬州,在清真寺授徒,由学生笔录成《四篇要道》。约顺治十五年(1658年)后,回到苏州,整理并刊刻《归真总义》,刊刻《四篇要道》。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在世。在张中一生中,授徒教学一直是主要的内容,三种著译大约都是教学时的教材。     

从《田七郎》篇浅析蒲松龄对传统侠义文化的继承

《田七郎》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聊斋志异》多写花妖狐媚、神仙鬼怪。但此篇却不写此等内容,而是纯粹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所以,在整部《聊斋志异》中显得有些独特。我们透过《聊斋志异》的花妖狐媚,固然能看到现实百态的折射,但折射毕竞是折射而不是直射。虽然在蒲松龄生活部的那个年代,世道昏暗、公道不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我们却在《田七郎》中看到了普通人的真诚、质朴、知恩图报、杀身成仁的举动,世道茫茫,恨七郎之少也!从此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与继承。     

柳宗元对《管子》四维论的解读

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治道思想的是《管子》。历代学者对其持肯定态度,但柳宗元却是例外。他以《管子》释义四维有误、“廉与耻,义之小节”“不得与义抗而为维”为由,论证四维论的提法不确切,进而得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究式裁断。     

社群主义的视角:荀子正义观的当代阐释

社群主义自社群的经验出发,承认个人对其权利的追求,但否认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强调社会公益的优先性。荀子在"义利"问题上,承认"义利两有",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断"义"为经验的养成,而非先验的存有,其正义观之社群主义精蕴显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