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贵州庙会

正贵州庙会的许多活动都与道教有关,如诵经礼忏、节日祭祀,做祈福消灾、超度亡灵道场等,均包含道教的内容。庙会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着,今天贵州各种庙会仍然流行。庙会是贵州民间广为传承的一种群体性民俗活动。贵州庙会的许多活动都与道教有关,如诵经礼忏、节日祭祀,做祈福消灾、超度亡灵道场等,均包含道教的内容。     

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

我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女人,我自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着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点起床,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们吃,孩子们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每个星期,母亲会把被褥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下午,她弯着腰刷锅、洗碗。晚上,她蹲在地上费力地擦地板,一寸一寸仔细地擦拭,家里的地板打着赤脚也染不到一丝灰尘。     

基督徒的金钱观

世间人对钱财的贪恋,已到“欲心难厌如溪壑”的程度。贪财的人“陷在迷惑、落在网罗”,“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给社会带来多少触目惊心的犯罪腐败:贪污、受贿、出卖色相肉体、抢劫害命……神的儿女——基督徒该建立什么样的金钱观?主在圣经中是如何教导我们的?     

随时的引导——亚伯拉罕筑坛求告耶和华

读经:创12:8 亚伯拉罕一生筑过许多祭坛求告耶和华,他的经历给我们不少教训,他的美德值得我们学习。 一、解决旅途航向问题(创12: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11:8)为了解决旅途航向问题,亚伯兰(即亚伯拉罕)筑坛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他就迁到伯特利。圣经说:“     

读传道书(三)

万事令人厌烦?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传1:8) 万事怎么会引起厌烦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可以研究一下,去寻找寻找它的根源。我们从传道书中知道,追求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只能导致“厌烦”和虚空,“老我”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他的目的和欲望永无止境。从“老我”出发,是愿意一切都要按我的意见,顺我的计划,达我的目的,对我有益处等等。     

柏拉图“Eros”理论的美学意义

“Eros”音译为“爱若斯”或“厄洛斯”,在古希腊有两种含义:爱欲和爱神.作为“爱神”的“Eros”,是介于有知与无知之间、神与人之间的大精灵、传语者.作为“爱欲”的“Eros”,是凭借美来孕育和生殖的一种欲望,并且“爱欲”是一种原发的动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对永恒世界的不懈追求.柏拉图虽然坚持追求永恒不变的相的世界,但是他并没有忽视对感性世界的研究.相反,他认为追求美本身是在“爱欲”的冲动下,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柏拉图“Fros”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了永恒的相的世界和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     

复归与超越:王重阳修道论与老庄思想的关系

王重阳创立的以"全真而仙"为核心的修道论,远承老庄之学,融贯儒佛思想,分别从"全真"、"修心"、"真行"等不同层面,把老庄道家的"见素抱朴""法贵天真"思想,自然超脱的养心论和老子"不善者吾亦善之"的慈善济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对老庄思想的复归与超越,增强了道教的普世性,提升了道教的思想水平。     

论六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世界宗教大同理想

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汉末儒家名教权威的失落,带有道家色彩的魏晋玄学开始登上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此时的佛教亦经过大量的译经活动及其传播,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佛教刺激下,中国早期道教也摆脱了原始状态而进入成熟阶段。于是,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格局,在六朝时期又获得了多元化的发展,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冲突、互动与融合的新局面。从此,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展开,一直贯穿在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由此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和中国历史与文明稳定发展的基石。本文即尝试从五个方面揭示上述寻求"宗教大同"理想的历史借鉴和儒、释、道三教从矛盾冲突走向融合的理论证明。     

对“格义”的再认识——以三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格义具有广狭二义。本文认为:狭义格义的"事数"多为小乘毗昙学概念,而广义格义则多与汉代阴阳五行、谶纬模式有关,两者都与般若玄学差距很大。上述广、狭二义可以归为北方类型的格义,与汉代儒教谶纬比附的思维方式关系密切;而当时尚有南方类型的格义存在,可以称之为新型格义或"连类",与魏晋玄学的新兴学术思潮关系密切。今人常以为格义是思想史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重要方法;但就历史上的格义而言,并无这种自觉。所谓的"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外书,并非特指非佛教的世俗文献(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内外之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密传与公开的显隐之别。     

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

佛教自东汉已传入我国,但直到东晋才得到长足发展,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这实与曹魏末年东吴高僧康僧会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的积极探索密切相关。具体说来,康僧会对印度佛教的汉化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上而下传教方式的积极尝试;第二,对印度佛教“四大成物说”元气论的改造;第三,对印度佛教人性论思想存有论的转换;第四,对儒佛二家思想矛盾的巧妙化解。 韩国良,文学博士,南阳师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