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怀吴耀宗先生

1956年此京会议期间,晋谒承教。 当年有幸亲承教。 圣道高深贵在行。 锐意祈求聆启示, 精心查考望光明。 持身慎遵经训, 牧养殷勤奉主名。     

喜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罗冠宗同工主编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以下简称《三自文选》)是帮助信徒全面认识三自爱国运动性质和历史的专书。它选载了自1950年至1992年四十多年来曾发表过的具有代表性的,起过一定指导和启发作用的八十一篇文章和五篇附录,帮助我们回顾或了解三自爱国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阅读的一些问题——传道人与语文之二

今年《天风》第一期发表了拙文“传道人与语文”,主要谈了“三多”:多读、多看(多观察)、多练习。关于阅读,我们已经谈过“博览群书,泛读与精读相结合”。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提出来,作为我们在阅读时的参考。     

《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

三家经典旧注在解读《中庸》首章时,一脉相承地沿袭了据"教义名言"规定"天命之性(性体)"的思维定式,且相应地喜援引《大学》"小人"论以解释《中庸》"慎其独",致使以现成教义为准绳的"外在监督"意识取代了活泼机动的"性之发见—率性"意识。旧注往往还先入为主地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为"性体",并本着为儒家日用伦常奠定"本体论"根基的动机先规定"中(体)"再推论"和(用)",但这种"本体论—体用论"论述策略实际上却是无效的"循环论证"。旧注所犯"本体论误区"的症结在于颠倒了《中庸》首章固有的"性→道→教"秩序,走出误区的出路则在于:重新强调"性之发见—率性"意识的出发点地位,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重解为"当事人体察性之发见的主观条件",也即从既有"观念—情感"倾向中超拔出来的"中立心态"。     

对“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点思考

几年前在＂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被提出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现今中国教会是否在中国化上存在问题？怎么做才叫中国化？三自爱国运动进行了6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深入,在实现了＂自治＂和＂自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自身讲台宣讲中的问题,即＂自传＂的滞后与飞速发展的时代的脱节,于是自1998年底又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提出将＂三自＂落实到＂三好＂——这些不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深入吗？连学者都认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主张,也就是基督教中国化最现实的神学理论和实践。＂     

反对宗教极端主义 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8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观察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达成了广泛其识、签署了多份相关文件,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不仅对上合组织下一阶段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而且对成员国共同发声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协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荀子于齐“三为祭酒”及生卒考

由于史书对萄子的活动时间多记其年龄,未记其生卒,故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迷惑,尤其是给齐文化的深入研究造成了不少障碍。为此,笔者对其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及生卒时间进行了粗浅的考证。这将对后人探讨苟子在齐国的活动,考证他留给齐人的精神财富有所帮助。     

《易余》与方以智的易学观

《易余》是方以智的易学代表作之一,著于方氏中年“流遁百越”的患难之际.此书包含两大主旨:第一,以“余”概念为中心继承、发展了方氏家传易学的思想精髓,特别是解决了其中有无,虚实之间贯通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以“三冒五衍尽三教百家”,提出了以易学作为方法,会通儒、释、道三家的主张.这部著作在方氏易学史以及方以智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设计中艺术创意的价值和意义

从设计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承建构、艺术化生存和设计创意的可论述性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表明设计中艺术创意是当今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     

维吾尔族三语者的非熟练第三语言的概念表征特征

使用跨语言启动条件下的真假词汇判断任务,以母语为维语,第二语言为汉语,第三语言为英语的维吾尔族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维吾尔族三语者不熟练的第三语言的语义表征特点,即他们的第三语言的语义是共同存储还是独立存储问题。结果发现,跨语言的启动条件下,在实验一,启动刺激（维语）与目标刺激（英语）之间具有语义联想关系时,产生了显著的启动效应。在实验二,启动刺激（英语）与目标刺激（维语）之间没有产生语义启动效应。这些结果表明,被试的第三语言的语义概念表征是同第一语言的概念表征共同存储的;被试的母语较容易启动第三语言,但非熟练的第三语言不太容易启动母语,这是因为被试的第三语言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熟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