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和尚新传

坐禅修定,需要聚精会神。为防止“开口神气散”,禁语是必要的。但是,不说话并不是目的。要紧的是息虑凝心,将狂暴之心、扭曲之心、散乱之心,平息下来,定于一处。所谓:调心之暴、直心之曲、定心之散的“调直定”,即是定心之行动,使合于法之依处。做到心静而又净,由此开发出无上智慧。 三个和尚的弟子,仅从形式上看待打坐,禁语、自然是要出笑话的。     

茅山九霄万福宫

九霄万福宫坐落于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江苏省句容与金坛两县之间的茅山大茅峰巅;元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始曰圣佑观,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敕名九霄万福宫,后人简称九霄宫、万福宫、顶宫,俗呼“大茅峰”。 据《茅山志》记载:西汉时,陕西咸阳南关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讲(五)

(49)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所得耶?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又是重申第13段中所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意。菩提无相,非定实法,可证而不可得,得则取相着相,即非菩提。真正的做到心无所得,亦即心无所住,那才可以直证无上菩提。 (50)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     

对隋唐道教之浅识——兼论隋唐道书道藏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道教。 南北朝时期,是朝代递次更换的时代,除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外,其他均为统治时间不超过半个世纪的短命朝代,且均处于有限国土的小型国家性质。至隋建立,乃是中国几百年来又一大统一王朝。隋重佛教,这与政治目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隋文帝的出生及抚养与僧尼有关。据《隋书·帝纪第—·高祖上》载。     

框架建构理论视角下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问题探析

框架建构是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理论，可以用来帮助分析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问题。首先，诊断式框架建构界定与识别分裂主义的目的、极端主义的思想以及恐怖主义手段。其次，预后式框架建构指出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的主要举措。最后，促动式框架建构阐释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的必要性。三种框架建构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对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论尧舜时代与国家

历来多以尧舜时代为部落联盟时代，是后以夏禹传子家天下为重要标志，中国古代开始步入国家，对此历来颇少异辞。但近几十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人们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出现的认识，发生极大转变。如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其实在这些考古成果带给人们新的启发之前，一些先哲的论述早已为我们留下颇有价值的见地，如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就曾提出“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之说［１］，质言之，中国古代国家发轫于尧舜时代。试以梁氏所言，参诸最早记述尧舜的文献及孔、孟先哲所论，是为确不可移之事实。     

眼泪洗过的良心——关于和好圣事中的痛悔问题

读冰心的文章,就像三伏天炎热的中午喝了一杯饮料,那清爽的滋味溢于言表。长期的教会学校生活,使她潜隐的形成了自己‘爱’的哲学(《冰心全集·自序》)。近读琦君《珍珠与泪珠》一文,看到冰心的一个比喻雨后的青山,好像泪洗过的良心。如果不是长期的基督文化的陶冶,她断乎写不出这样奇特新颖发自肺腑的句子。然而,此时我不是在欣赏冰心的     

一座古庙的毁与兴

常听人介绍说:“这里原来有××寺、”“那边是座××庙。”可是放眼看去在那原是××寺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工厂,在那××庙的旧址上只有断壁残垣。同时,在日常工作中我也常接触到某地要求修复××古刹的来信,或听说某地为了一座寺庙的归属扯皮打官司的事。 寺庙的废与兴包含着多种因缘,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