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理学家高度肯定韩愈对弘扬儒家道统所作出的贡献,而对韩愈论道的具体内容评价并不高,这在宋儒对《原道》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宋儒认为韩愈之道不够醇厚,其原因在于,韩愈把作文当作第一义,把穷理当作第二义。儒学史上的韩愈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他大力弘扬儒家道统的努力以及推尊孟子之举有关。《原道》既是重要的儒学经典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经典文本,对它的细致阅读,既是文学的审美享受,亦有助于推进对韩愈儒学以及宋代理学的深入探究。     

《原儒》的裂变——熊十力晚年外王学体系新建构探析

熊十力的外王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1944年撰写的《读经示要》标志着其儒家外王学体系现代建构的成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推动熊十力重新思考儒家外王学。他力图结合时代思潮,以社会主义思想解释儒家经典,1956年出版的《原儒》一书是其代表作。《原儒》仍然承续着《读经示要》中借对六经的诠释来发挥儒家外王学的思路,但在经典谱系、解释思路、核心思想上都产生了裂变,体现出熊十力晚年外王学体系新建构的努力。     

以儒解道——论《淮南子》高诱注对原书思想的偏离

儒、道互补一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高诱作为汉末著名经师,其处世、立说都怀有浓厚的宗经、崇儒意识。他注解《淮南子》,存在明显的以儒解道的倾向。高诱通常是以儒家的仁义之道、王道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作为思想武器,来改造性地诠释《淮南》道家派的言论。这种以儒解道的方法旨在泯合儒、道两家认知上的成见,改变汉末经学固守一端的僵化状态。此为魏晋学者进一步会通儒、道拉开了序幕,对魏晋学术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商书》看商代的人性思想

商人认为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欲望,现实中人们的本性容易受到恶人的影响而变坏。此外,个人多行不义,是人性变恶的重要内因。同时,商人认为人性包含有某些不变的因素,例如现实人性中有追求安逸稳定的特点,这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但当这种心理膨胀到妨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时,就变成了恶。君王通过扬善伐恶的政治措施促进人性向善。对于个体的人性修养而言,克制私心、坚持道德学习是人性修养的重要途径。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

《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淮南子》中,既有对《管子》文本的袭用,也有对《管子》思想的继承。这与汉初的社会思潮和该书的编撰意图有关,也与淮南王刘安门下聚集了一部分来自齐地的学者有直接关系。     

齐国《韶》乐追根溯源

齐国《韶》乐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到帝喾、帝尧、帝舜的上古时代,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乐舞代表之一,堪称经典。《韶》乐源于帝喾的《九招》,后经帝尧更名《大章》传承,至帝舜时代,正式形成了《箫韶》。齐国《韶》乐则是在舜之《箫韶》的基础上继承发展的,充分反映了齐国乐舞的艺术成就,是《九招》、《大章》和《箫韶》三个不同时代的乐舞体现。探析《韶》乐的起源,从乐舞研究上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社会发展上来讲弘扬了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     

《管子》货币政策及其当代意义

《管子》的货币政策几乎蕴含着当今各种货币政策的萌芽.货币政策的载体区分为实体样式与虚拟样式,呈现着货币的具体性与抽象性,从古至今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虚拟性.货币政策起着调节市场流通的作用,其表现形式逐步从具体的实物形式发展为虚拟形式,二者都表现了人们或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其关系越来越抽象化,再抽象也是为了实在的、具体的物质利益.这样,货币政策往往具有某种政治性,进而显示出其历史的暂时性.     

试论子夏对儒学的贡献

子夏是孔子晚年较为杰出的弟子之一.他不仅在传播儒家经典方面贡献卓著,而且对儒家思想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子夏对儒学的贡献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子夏传播儒家经典,对儒学的稳固以及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二,子夏对于儒家思想的提炼、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人文理念乃至治国方略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其三,法家源自于儒家,在从儒到法的发展进程中,子夏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承启作用,并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政治实践的落实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

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是运用《周易》原理来支撑金丹之道的滥觞。它以《周易》的变易原理作为道教神仙存在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论说"物性可变",进而说明人也可变。人通过服炼金丹能够变化自己的身体而为神仙之体,即"変形而仙",从而可以超越生死。"变形而仙"思想并非《参同契》独创,而是有所本的。这一思想对后世道教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葛洪、陶弘景、沈汾等人皆明显继承了《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