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教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或某些事物发生兴趣,有时甚至很浓厚,总是有一定缘故的。鲁迅对佛教产生兴趣,也不能例外。借用佛家的话来说,鲁迅与佛教发生关系,是有“因缘”的,然而这“因缘”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治文学者,对佛学多所隔膜,治佛学者,又多对文学留意无多,这就使鲁迅与佛教的关系长时间不曾被人们加以应有的全面的考察。拙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些尝试和努力。一鲁迅对佛教的接触是很早的,但开始研究佛学。则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一段时间内,至一九一四年而达到顶峰。查《鲁迅日记》     

读《大智度论》——评介般若空宗六波罗蜜兼及大乘运动空密关系

目次一、关于翻译及作者二大乘小乘、三、檀波罗蜜四、尸罗波罗蜜五、■提波罗蜜六、毗梨耶波罗蜜七、禅波罗蜜八、般若波罗蜜九。     

从杜甫赞五台许生诗看其佛教信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代得到长足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禅宗的兴起。禅宗兴盛,竟至女皇武则天迎请北宗禅师神秀为“帝师”,中宗、睿宗亦崇拜神秀的门徒普寂、义福。到开元前后,可以说佛教发展到极盛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此之前便已形成的上下皆尊佛的社会风气,此时更加普遍、更加盛行,文人学士尤其受到佛经与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与文学的结合,已成为唐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少诗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佛教影响,成为佛教的信仰者。诗僧尚且不论,一般诗人。     

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东北佛教毗卢派法脉传承探析

毗卢派,全称金顶毗卢派或金鼎毗卢派,亦作毗陵派、毗卢宗,因尊奉毗卢遮那佛而得名,并带有一定密教特质,明末以来主要流传于东北、华北等地。其兴起,与《华严经》及毗卢佛信仰流行有关。以“毗卢寺”“毗卢庵”等命名的寺庙为数不少。华严宗将毗卢佛作为华藏世界教主。天台宗将毗卢佛视为法身佛,与卢舍那、释迦牟尼佛合称成法、报、化三身。密宗将毗卢佛作为无上本尊,名“大日如来”。     

荀子的心性论及其道德动力问题

孟子的性善论是关联着天而言的,人性之善必须关联着天才有其绝对性与超越性。荀子讨论人性没有关联着天,故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什么形态,都逃不了性恶论的窠臼。但荀子又欲以性恶论使人达致圣人,于是,他的道德动力便成了问题。荀子要解决道德动力问题,就必须向孟子的人性论和心论靠近,尽管这在荀子是不自觉的,但思想的理路必然如此。由此证明：性善论是唯一的人性论。     

“无己”与“无用”:从个体逍遥到天下秩序——《庄子·逍遥游》的政治空间

从不同的角度疏解《庄子·逍遥游》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细致疏解,拈出“无己”与“无用”这一对概念,进而考察每一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庄子看来,“己”与“用”存在密切关系,有“己”才谈得上各种具体之“用”,从而产生功用和利害观念,最终将人引入“有待”的各类条件限制之中。因此,庄子希望消除一“己”之偏私,以至“无己”,以脱离条件限制之域,摆脱一切功利性具体之“用”,进入“无待”的“逍遥”之境,也即“无用之大用”。因此,“无己”是“无用”的基本前提。同时,由“无己”开启的“无用”又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的独特言辞,《逍遥游》以尧与许由对待天下和治天下的态度将这一点加以彰显,并最终由“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无为逍遥的道体意象将个体的自适其适和天下秩序呈现出来。     

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它历史悠久、寺庙林立,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了加强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开发和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五台山研究会于1990年7月24日至28日在五台山栖贤阁宾馆举行了“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双方代表是:中方代表为,代表团团长、山西省社联主席。     

道教文化初探——对道教的产生、思想体系和基本信仰的一些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粗放地一言以括之,可以说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儒是儒家,释是佛教,道是家抑是教?或是道家和道教?不甚了了,反正二者有着不容置疑的近亲血缘关系。本文立论,侧重道教,这不是无知地把道家、道教混为一谈,更不是有意地以道教囊括这个“道”,而把道家甄别出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之末,以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出现为基本标志,历西汉、魏,晋至南北朝而日趋完备,其后盛衰交替于唐、宋、元之季,明、清而后,日渐衰微。在悠悠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道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风俗习惯。     

佛教书法与我的书法篆刻创作

佛教思想意识与文艺创作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前者是如何作用于后者的?这种作用是自觉追求的还是潜移默化的?自觉追求应怎样去“追”?潜移默化应怎样来“化”?……即使不能像《天问》那样一口气问几百个问题,但在这方面值得思索之处还是很多的。如果对佛教历史思想文化一无所知,却奢谈创作佛教艺术,恐怕注定要抓襟见肘,非驴非马。不过,佛教文学艺术创作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思索尽可以思索,思索之后,更重要的是创作实践和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