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倡导的人文意识与和谐社会构建

人被造本有神之形象,应活出其价值,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更新人的生命,重新激活人里面神圣的生命意识,使神与人、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趋于和谐!因此,圣经所倡导的人文意识对构建社会和谐无疑是一种精神动力。     

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定在”概念

马克思"定在(Dasein)"、特别是"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概念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内涵。青年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阐释为定在与其背后的支配性本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以人本学批判工人作为定在的非人处境。"社会定在"一方面指经济关系中的特定存在,另一方面指有待实现的人的本质性存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强调经济事实作为定在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劳动、货币、资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超越自然定在、成为抽象一般的过程。作为"社会定在"的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各种形态,都是现代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结晶,马克思由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式的理解。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求实辨异 务正乎名——《论语》逻辑解读之一

《论语》之"论"指的是纂集的条理性,但也许兼有言论本身富含条理、哲思的意味。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逻辑内涵。从概念方面来看,孔子十分重视概念的名实关系,注重揭示概念内涵,明确概念外延。其所使用的大量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种种复杂关系。对《论语》中的概念问题加以辨析考论,有助于准确理解孔子思想,也可为逻辑研究与教学提供帮助。     

奏响长者的“生命质量”凯歌

“健康老龄化”的探索中, 指标的定义至关重要。“生命质量”综合了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维度指标, 优于“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等传统概念, 其定义在发展中被广为接受, 强调个体自评的主观性、可塑性和多维度。促进积极心理因素的干预是改善老年生命质量的有效路径。老龄化过程虽必然伴随生理系统衰退, 但心理系统积极参与, 仍能为年长者奏响生命质量的凯歌。     

绝对重要性和认知负荷影响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

操作前瞻记忆任务的重要性的方式有两种,研究发现相对重要性会造成进行中任务的损耗,而绝对重要性的研究较少且结果不尽一致,这种差异可能与进行中任务占用认知资源的情况有关。我们使用绝对重要性的指导语来操纵前瞻记忆任务的重要性高或者低,并且以Stroop任务作为进行中任务,来考察绝对重要性和认知资源占用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在进行中任务一致条件下,绝对重要性的增高促进了进行中任务的完成;而不一致条件下,则会阻碍进行中任务的完成。这说明,进行中任务的认知资源变化与前瞻记忆任务重要性对进行中任务的影响有着交互调节作用。     

《弟子职》用韵及清代学者的相关研究

《弟子职》是上古时期的有韵之文。由于汉语语音的变化,后人读起来已有许多地方失韵。于是有人提出叶音说、方音说,牵强附会以使其合韵,这些方法在之前有可能得到认可。但随着近现代音韵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对上古语音系统产生更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利用国际音标对上古音进行拟音。而拟音的结果,完全证明了其上古有韵之文的事实,从而也证明了叶音说、方音说是错误的。清代学者对《弟子职》用韵问题做出一些探索,但良莠混杂,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     

《春秋》何以名“春秋”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所谓春秋时期,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至于这种编年史书为何称作"春秋",古今又有许多说法。影响较大的是杜预的说法,认为古人"错举"一年四季中的两季,以"春秋"代表一年,进而《春秋》就成了编年史书的代称了。但是从甲骨文材料来看,直到殷商时代虽然可能已经有了四时的时序观念,但还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概念,当时只有春秋两季。商代的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当时的岁首交接时在种黍和收麦之月,相当于夏历的五月。到了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才逐渐出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也就是说,原来的"春秋"二字不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对一年四季的概括,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四季,但人们把按年代编写的历史,叫做"春秋",当是对商周历史的继承。     

《逸论语》暨《齐论语·问玉》辑证及相关学术史考述

汉唐典籍如《说文》《初学记》等征引《逸论语》五则,自王应麟、朱彝尊以来,皆以其为《齐论语》之《问玉》篇,"问王"为"问玉"之误,已成定论。因其内容、体制与二十篇不同,为张禹所删。《齐论》自班固之后未见典籍称引;现有文献皆无其进入东汉以后传承情况之记录;郑玄校定《张侯论》,参考《古文论语》,并未参考《齐论》,学术史上"考之《齐》《古》"之说有误。考虑到著录《齐论》的《汉书·艺文志》实出于刘歆《七略》,而许慎引《齐论·问玉》时已称之为《逸论语》,可以判断《齐论》的亡佚时间当在刘歆之后、许慎之前。许慎编纂《说文》,采用《逸论语》,并未全部注明出处,这有助于我们对《说文》编纂与内容来源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