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清末民初发生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回耶对话",是历史上文明对话研究的生动个案。而促成两方积极对话的《回教考略》(《四教考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单行本)一书,则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关节点。通过《回教考略》的出版以及版本状况的查询、《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批评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有所反响的八个个案的收集(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一些特点:其一,这一回耶对话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描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具有必然性;其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其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     

叶子上果子

在一次从伯大尼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参太21：19）。耶稣此处的表现,和在旷野中拒绝将石头变成饼的试探可谓是大相径庭。按理说,神的儿子绝不会为一己之需,私用权柄,此处咒诅无花果树的举动确实令人费解。《马可福音》中交代当时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参可11：13）,不在收果子的时候当然找不到果子!这更是增添了匪夷所思的成分,何以一向仁爱为怀的耶稣此时严厉得“蛮不讲理”,耶稣到底意欲何为？我们来看以下几种解释：     

社群主义的视角:荀子正义观的当代阐释

社群主义自社群的经验出发,承认个人对其权利的追求,但否认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强调社会公益的优先性。荀子在"义利"问题上,承认"义利两有",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断"义"为经验的养成,而非先验的存有,其正义观之社群主义精蕴显现无疑。     

我不应该彷徨

“丁零零、丁零零……”我正在庭院里翻阅刚送来的《天风》杂志,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西屋传来。电话是老同学沈君打来的,沈君是我初中时的同窗好友,感情笃深。当年因遭遇“文革”,各奔西东。前些时候,同学聚会终得相见,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禁泪水涟涟。     

龟卜筮占的递兴与《易》卦符号的性质

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別。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论医易融合视角下的孙思邈摄生养性之道

在继承传统中医思想基础上,同时深受《周易》养生理念的影响,孙思邈创造性地育成出以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之道。养性包含"性自为善"的养德和"啬神"的养神两个方面,内涵着精神内守、神形合一,是汲取了《周易》的"成性"、修德得以"兼善天下"以及《内经》养德宁性的修身原则等思想,成为养性的精神层面上的根本要求。同时,"资于食"、"俭约"的饮食之理、"导气之道"的导引术以及生活简朴、毋为物累等思想,与《周易》和《内经》的"需于酒食"、"安节"、"甘节"、"节以制度"和"一阖一辟""呼吸精气"、"纳气"等也是一脉相承的,成为"养性"的养生之道物质层面上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总之,孙思邈"养性"养生之道中的养性和养形,不仅含蕴着养生实践路向(养性、养神、养形)和价值取向(长生久视之道),而且揭示了医易相合的理论根基。     

中华书局本《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标点正误

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无论从文本的选择上,还是句读方面,对于程学的研究都可谓有开创之功。此书在2004年再版,但未作任何修订。其实,于200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程氏易传〉导读》一书中梁韦弦先生已经指出《二程集》之《程传》在标点及文字方面的一些遗漏。所以本文旨在系统地对中华书局版的《程传》作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以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点校本《程传》。     

荀子“性恶论”的政体改良指向

<正>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无条件的"治"与"被治"是中国日后政治方向的不二选择。这种错觉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解释者把结果当成了必然,以为事实本该如此。于是,当寻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时,人们多倾向于用必然的结论去逆推自明的前提,把原本丰富多彩的先秦政治设计归结为干瘪单调的"一君万民"政体,致使立意和初衷有所差异的其他思想要素及其发育的可能性反而横遭掩埋。对荀子"性恶论"的部分认识,大概就属于这类案例之一。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生平行实考察

明末清初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的生平,缺乏记载。根据其著译三书《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的序跋文字,以及苏州丁家巷瑞凝礼拜寺的一种碑刻文字(张中译,原石已佚)和张中表弟周士骐撰《〈修真蒙引〉弁言》等文字,可知他名中,字君时,或又字时中、志中,号隐斋,别号寒山樵叟(寒樵、寒山叟),苏州府吴县阊门外丁家巷瑞符里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崇祯间至南京,从临潼经师张少山、印度经师阿世格学,笔录阿世格所讲成《归真总义》。明末清初回到苏州,不久往扬州,在清真寺授徒,由学生笔录成《四篇要道》。约顺治十五年(1658年)后,回到苏州,整理并刊刻《归真总义》,刊刻《四篇要道》。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在世。在张中一生中,授徒教学一直是主要的内容,三种著译大约都是教学时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