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毗婆沙论》之“心狂乱”考

《大毗婆沙论》记载律藏有三种不犯,即苦痛、心狂乱、最初犯罪者不犯。但是现存律藏中却为四种不犯,即狂者、乱心、苦痛者、最初犯罪者不犯,与《大毗婆沙论》引用的律藏之间存在矛盾。本文首先考察《大毗婆沙论》中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并调查这些梵语词在《阿含经》、律藏、阿毗达摩论书中对应的译语,及在注释书中的解释,发现这一矛盾可能是由于k?iptacitta译语的变化而产生的。     

魏延之反——“自我实现的语言”

只要看过《三国演义》,对魏延的印象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脑有反骨吧,可能有人还因此摸过自己的后脑勺,想反骨是啥样的?我是不是有反骨?众所周知,给魏延定为脑有反骨的是诸葛亮。在刘备遣关羽取长沙时,魏延从韩玄铡刀下救了黄忠,杀了韩玄,并开城投降。     

“赵州无”公案与白隐慧鹤《无》

公案是宗门教学锻炼的独特手段,世传有一千七百则之多,常被拈提的则见于《碧岩录》《无门关》《雪窦颂古百则》,但无论常不常见,要举公案,当属“赵州无”为第一。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艮斋性理学的结构及其特色

艮斋田愚代表了朝鲜王朝末期儒者抗争外来殖民文化,保存传统文化的努力。他的思想以朱子学为主,兼综畿湖学派,创造了“性师心弟”、“性尊心卑”等学说;他的性理学着重在坚守传统伦理,为民族国家奠立社会基础;发挥东方学术的宗教意味,为士人安身立命寻找理论基石;坚持义利之辨,反对新学的功利主义。晚年特重修持实践,诠释传统礼仪,阐扬宗法文化,为保存传统文化作了最后的抗争。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共经历过四次编修,邹县孟氏《三迁志》也三次修纂。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群聚现象,具体表现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体例内容相互借鉴,编修人员交集并处,修纂意旨彼此关切。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孔、颜、孟三者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同时,明代尊崇儒学,志书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学习贯彻《宗教团体管理办法》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2月1日,《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对于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规范宗教团体管理,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宗教团体桥梁、纽带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刊将陆续刊登文章,对《宗教团体管理办法》予以解读。     

先秦纵横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纵横家有自己的学术,这种学术就是合纵、连横二派对对方思想行为的批评,和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派思想的继承与扬弃。纵横家对儒家仁、义、忠、信、孝、廉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对道家老子及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家杨朱学派及其杨朱后学的思想,对墨家非攻的思想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与否定。纵横家与法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对法家申、韩之学的肯定和赞扬,与一般史书上所谓申、商法家刻暴寡恩的评价尤其不同。先秦纵横家的思想理论,最终由《鬼谷子》一书进行总结与批评。《鬼谷子》从纵横权说的角度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思想学说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扬弃,而对道家和阴阳家之阴阳对立转换的思想观点,则有更多的吸收和借鉴。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