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易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周易》卦序二题

卦序问题是《周易》象数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孔颖达明确提出《周易》经文六十四卦次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直接推动了《周易》上下经卦数不均问题和“观象系辞”问题的研究。上下经互变之卦的数量不均,是导致上下经总卦数不等的直接原因,而之所以如此安排又有其特殊之用意。诸卦“非覆即变”之象是作《易》者名卦和系辞的重要原则,因而较之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传世本《周易》卦序应当是更为原始的卦序。《周易》经文卦序从整体架构到具体组合排布都有一定规则在其中。     

廖平的《左传》研究

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学术在今古文学的激烈冲突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左传》研究一直是核心的内容。晚清《左传》研究主要呈现出刘逢禄、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与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两大学派争论的态势。廖平的《左传》研究,与两派的学术路径既有联系,有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晚清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曾子》传本考

本文根据《曾子》一书的著录和引用情况,考订出《曾子》一书大约在六朝以前亡佚八篇,其余十篇保存在《大戴礼记》篇名中带有"曾子"二字的十篇。自宋至清,出现很多《曾子》书的辑本,本文对这些辑本做了系统的梳理。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