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和后悔

在《创世记》第六章中提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说到上帝“后悔”。如果综合所有关于上帝“后悔”的经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因为人的悖逆,上帝就后悔,于是就降灾祸。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斯坎伦解决随附性问题了吗

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规范属性随附于非规范属性。但这一共识却对非自然主义实在论构成了 挑 战:如果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是两类不同的属性,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随附关系？T.M.斯 坎伦对此问题提出的解答,要点是区分混合的规范判断和纯粹的规范判断,只有混合的规范 判断所对应的规范事实才随附于相关的非规范事实。斯坎伦不能解释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 的全局随附,因为他既没有证明纯粹规范事实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又无法通过将全局 随附视为概念真理而取消其中的形而上学问题。     

中学生欺凌受害对其内化问题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和广泛性焦虑量表对3543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中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与心理弹性在其欺凌受害与内化性问题间的中介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中学生的性别、年级及父母文化水平后,欺凌受害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内化性问题。(2)心理弹性在欺凌受害与内化性问题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中学生感知的校园氛围在欺凌受害以及心理弹性对内化性问题的影响中均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优越性——评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

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旨在凸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彻底性。他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归结为其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自主的个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个人观和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与特殊性,认为只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配得"战斗"之名。虽然沙夫对马克思人道主义个人观的分析没有抓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性,但他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明战斗性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固有本性的做法对我们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各种人道主义思潮相互竞争的历史时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不仅要秉持战斗的(或积极行动的)立场和态度,还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来阐发、捍卫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求实辨异 务正乎名——《论语》逻辑解读之一

《论语》之"论"指的是纂集的条理性,但也许兼有言论本身富含条理、哲思的意味。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逻辑内涵。从概念方面来看,孔子十分重视概念的名实关系,注重揭示概念内涵,明确概念外延。其所使用的大量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种种复杂关系。对《论语》中的概念问题加以辨析考论,有助于准确理解孔子思想,也可为逻辑研究与教学提供帮助。     

百善孝为先?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基于双元孝道模型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考察双元孝道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并检验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以1152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双元孝道信念量表、非适应性认知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互惠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负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权威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正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2）非适应性认知在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互惠性孝道负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非适应性认知正向影响网络成瘾。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信念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成瘾;而且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具有相反的作用。     

亲子、同伴、师生关系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为探讨青少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亲子沟通问卷、同伴关系量表、师生关系量表对475名来自湖南、甘肃地区的初高中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1）亲子、同伴、师生关系均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同伴关系在亲子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路径受到了师生关系的调节;（4）师生关系调节了亲子关系通过同伴关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经。可见,师生关系在亲子关系预测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具备重要的调节功能,未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可聚焦于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发挥亲子、同伴、师生关系的联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