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北大核心CSSCISSCI

胡诚林在2006年第2期《中国道教》上发表文章《试谈道教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章认为,大力弘扬无为之德,倡导“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内涵,是当代道教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途径与内容之一。无为是有为的基础和前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无为到有为的认知和选择层面。要想有作为、作为好,必须“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弘扬、倡导道教“无为之德”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清心寡欲、为而不争、谦让奉献的无为境界,能引导人心向善,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先秦儒家"习"观念考论——以《性自命出》习性观为中心

"习"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与"性"有着内在联系.孔子、孟子、荀子都对"习"观念及"习""性"关系作出了相应论述,但他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的"习以养性"等观念的考察,发现一条"由性而发,循性而习,尽性而终"的逻辑脉络.以此为中心,这可使孔子、孟子、荀子"习"与"性"观念得以...     

船山于杨时、程朱体用视域下《西铭》主旨争讼之辨正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     

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再论《论语》、《礼记》中的"元典道德"

在儒家学说上升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基于生产上的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论语》和《礼记》成为中华民族元典的代表,蕴涵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其对于主体与客体隔阂消解的要义基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继承、吸取过程中,应该追本溯源,进一步深化对"道德个人主义"价值的体认,加大对"个体人"的观照.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