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对产品触觉信息偏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社会排斥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已成为世界各国探究社会政策和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却鲜少有研究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探讨社会排斥对人们的产品偏好的影响。本文通过1个预实验和4个主实验,系统研究了社会排斥如何影响个体对不同触感产品的偏好,并探讨了其内在影响机制。实验结果发现在经历社会排斥(相较于社会接纳)之后,个体更偏好触感柔软的产品,消极心理体验是其内在驱动机制,并且该作用机制被归属感的重要性所调节。当归属感被认为很重要时,个体在经历社会排斥后对柔软触感产品的偏好以及消极心理体验的中介作用会被强化,而当归属感被认为不重要时,以上效应会被削弱。本文还对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深入讨论。     

CD-MST初始阶段模块组建方法比较

具有认知诊断功能的计算机化多阶段测验(CD-MST)是CDA和MST相结合的一种测验方式。由于CD-MST自适应频次较少,初始阶段模块组建会影响整个测验的判准率。借鉴CD-CAT初始项目选取方法,根据CDA和MST自身特点,提出了7种CD-MST初始阶段模块组建方法,分别是随机法、选题策略法、R*矩阵法、CTTID法、CDI法、CTTIDR*法和CDIR*法。采用模拟研究对不同项目质量下7种方法的判准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当初始阶段结束时,包含R*矩阵的方法判准率显著高于其他方法,尤其是CTTIDR*法;整个测验结束时,CTTIDR*法较其他方法仍然有优势,CDIR*法和R*矩阵法结果较为接近。选题策略法在初始阶段结束时判准率较低,甚至低于随机法,整个测验结束时,判准率同CDIR*法和R*矩阵法持平。4种项目质量对判准率影响较大,HD-HV题库下判准率最高,HD-LV次之,LD-HV较差,LD-LV最差。     

早期犹太释经

本文通过探讨死海古卷、斐洛的希腊化寓意解经、《密释纳》与《塔木德》及其与希伯来圣经之关联,呈现了早期犹太释经及其发展的概貌。圣经正典的合法化,第二圣殿之后犹太人的希腊化,以及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身份冲突,都影响了早期犹太的释经活动。随着犹太人流散于各地,犹太释经传统受到当地文化的塑造。除了希腊七十士译本外,还有亚兰文译本塔古姆。独特的犹太释经进路与早期希伯来圣经译本的出现,对后来漫长的圣经诠释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圆瑛法师护国思想与实践

圆瑛法师于近代中国佛教实具举重之位。一在其弘宗演教之能,二在其躬身实务之功。法师反对人们视佛教为"迷信",主张如欲救世,须得佛法昌明,更践之以大乘菩萨道入世济世。法师行化一生,不仅广涉三藏,开演佛法大义,利乐众生,更积极躬身社会实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当此可言,法师实堪为近世护国爱国僧人典范。     

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存在历史定位

海德格尔依据自己的存在之思,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存在历史定位,断言马克思达到了遗忘存在的虚无主义极致。这一定位的核心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以及劳动或生产概念的独到分析。海氏的分析既不无启示,又令人费解。他一方面敞开了马克思"人的自身生产"观念同近代"我思"原则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却把马克思的劳动或生产概念径直指认为"反思"或思想。存在之思在承认马克思颠倒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同时,对劳动或生产的物质性似有一笔抹杀之嫌。     

从合儒、补儒到超儒——利玛窦《交友论》与卫匡国《逑友篇》试论

《交友论》与《逑友篇》分别是利玛窦与卫匡国编的论友谊的西方格言集,取材相仿,内容相近,旨趣相同,但由于年代的差别、处境的不同,又显示出局部与细节等方面的诸多差别。《交友论》没有直接引用基督教圣人话语与圣经,反而多用中国资源来解释西方格言,因利玛窦主要目标是合儒与补儒;卫匡国则直接引用了二者并且多加阐释,在序言中还公开了传教的写作目的,他的目标是超儒。二书都成为了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藏传佛教的身体观

哲学和科学一直在探索人体的奥秘,围绕身体的结构、身心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诞生了大量成果。藏传佛教的身体观不仅回答了身体观的基本问题,而且围绕身体的起源、身体的种类、身体与解脱的关系、身体的染净问题这几个独特方面,对人体的奥秘作出了详尽的回答。目前国内国外学术界都没有关于藏传佛教身体观的研究,所以很有必要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独特的人体生理学。     

与天地为友,得一世淡漠——论《庄子》的空间观

《庄子》一书对空间问题的探索深入而精到,不仅阐述了空间的无限广大、无限深远以及空间关系的相对性如大小、远近、精粗、内外,还揭示了由于受到种囿、境囿、时囿以及知囿、物囿与俗囿等的影响,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极其有限。唯有通过"恬知相养""安时处顺""不缘外物""静观得道"等方式解囿,方能体会到崭新的人生境界。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