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一、从“道”到“德” 在中国哲学里,其“道学”中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思想呈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走向:一是从道的形而上走向道的形而下,一是从道的外在性走向道的内在性。如果说从前者出发形成了“显微无间”的中国思辨传统的话,那么基于后者则产生了“道德合一”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思想。     

激活情结浸润心田

读《佛教文化》1996年第二期“当机者说”一栏主持寄语,谓“我们现在都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可是一种根本不关心宗教文化的文化,或者说根本漠视现代宗教文化人文意味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深有同感,社会上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视佛教文化为正统学术文化未流或不入流之文化。笔者认为,持此观点的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所致。不过,我们不必在意佛教文化在不在“人文”之列。因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注重的应是佛教文化在现实社会中事功上的作用,而不是其名声的显现…     

发光做盐 从小事做起

我们是海林市基督教会的信徒,我们教会自从建立以来,已送走了15个春秋。在刚建立教会的时候,只有6个人的聚会,现在每到主日有600多人的聚会。我们弟兄姊妹虽蒙神的恩典和带领,但所做的一切,离神公义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逆境中预备自己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大海如果永远是平静的那该有多好——天空有云彩,海面也有云彩;天空有星河,海上也有星星闪亮。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当清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将海天连成一片灿烂的世界,那景色是多么壮观!是的,宁静的海是很美,船行驶在这样的海面很省力很安全。可是,朋友你想过没有,一个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不能繁衍生命,会使海中所有的生物因缺氧窒息而死。     

摒弃世俗 弭息纷争

前不久,我们出差到某市,住下来后就去了那里的教堂,在那里听到和见到了不少令人吃惊的事情。这所教会是双日进行崇拜的,即真耶稣教会守安息日和长老会守礼拜日。谁知他们各自的教派观念十分强烈,彼此势不两立,水火不融。安息日和主日他们各讲各的道,相互不能接纳,信徒之间不能也不愿彼此代祷告。     

提高证道效果之我见

目前,一些教会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证道者在台上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口干舌燥,而台下呢,听众反应冷淡、无精打采,打瞌睡甚至熟睡有之,东张西望有之,低声嘀咕有之,来回走动有之。对此,证道者和听众也各说其理:证道者认为信徒信心不足,文化素质偏低,自觉性又不高;而听众却认为证道过深过长。     

一代名尼通愿法师

1991年3月6日,一代名尼通愿法师辞世。初闻通愿法师之名,确曾有过孤陋惶恐的感觉,其传奇的身世与淡泊的一生常令人思无所依,欲说还休。通愿法师俗姓翟,名尧臣,世居山东。祖上并不富裕,其祖父曾以钉鞋为业,膝下子女八人,风雨飘摇,嗷嗷待哺。因山东土地贫瘠,只好拖儿带女,来到黑龙江双城县。其父为长子,名文选,字羲人。自幼聪颖好学,常于砍柴卖菜贴补家用之暇,在本地白财主家的私塾窗外听讲,后为教师周先生发现,见其悟性颇高,孺子可教,便以自己的薪金来供其上学。翟文选果然不负众望,勤苦求学,考中举人。袁世凯时为议员。因不满其窃国专权行为,     

穆斯林与大、小净

伊斯兰教的大净和小净,是根据主命、圣行规定的洁身方法,这种方法的来历源远流长。自真主允纳了人类始祖阿丹夫妇违禁食用麦果的悔罪之后,便责令他们洗面、洗手、洗脚和抹头,并由此规定了穆斯林作净千古不易的基本法则。其中“三洗一抹”四项主命,足以唤起人类对阿丹夫妇违禁行为的反思。由于阿丹在接近禁树时。     

驳麦克莱伦和罗森的“抄袭说”——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麦克莱伦和罗森否认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原创性,认为开篇与宗教相关的表述是在抄袭鲍威尔,这一说法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贬低,也是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宗教批判思想的表现。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展开,忽视群众的重要地位,他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普鲁士反动统治服务。甚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都被鲍威尔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原则,他的宗教批判观点体现出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都对鲍威尔的宗教观进行了超越,呈现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迹象,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同实现人的解放相关联。他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的口号,表现出对德国思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不满。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写作安排和实践活动,其语言表达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呈现,并非跟在鲍威尔身后亦步亦趋。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