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尼通愿法师

1991年3月6日,一代名尼通愿法师辞世。初闻通愿法师之名,确曾有过孤陋惶恐的感觉,其传奇的身世与淡泊的一生常令人思无所依,欲说还休。通愿法师俗姓翟,名尧臣,世居山东。祖上并不富裕,其祖父曾以钉鞋为业,膝下子女八人,风雨飘摇,嗷嗷待哺。因山东土地贫瘠,只好拖儿带女,来到黑龙江双城县。其父为长子,名文选,字羲人。自幼聪颖好学,常于砍柴卖菜贴补家用之暇,在本地白财主家的私塾窗外听讲,后为教师周先生发现,见其悟性颇高,孺子可教,便以自己的薪金来供其上学。翟文选果然不负众望,勤苦求学,考中举人。袁世凯时为议员。因不满其窃国专权行为,     

驳麦克莱伦和罗森的“抄袭说”——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麦克莱伦和罗森否认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原创性,认为开篇与宗教相关的表述是在抄袭鲍威尔,这一说法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贬低,也是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宗教批判思想的表现。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展开,忽视群众的重要地位,他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普鲁士反动统治服务。甚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都被鲍威尔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原则,他的宗教批判观点体现出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都对鲍威尔的宗教观进行了超越,呈现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迹象,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同实现人的解放相关联。他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的口号,表现出对德国思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不满。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写作安排和实践活动,其语言表达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呈现,并非跟在鲍威尔身后亦步亦趋。     

十斋日补说

对十斋日的来源及地藏菩萨十斋日,法国学者苏远鸣与中国学者张总、王承文等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他们于佛教对十斋日的具体接受过程还缺乏深入的考察。本文就此提出补说。认为:佛教徒对十斋日的态度经过了由拒斥到吸收的过程;在统治者推行十斋日,以及民众修习实践的压力下,十斋日在盛唐、至少是中唐时期已进入佛教经典,至少在中唐时期已被信奉者归之于佛教;佛教徒对十斋日的改造使其反而取代了道教十斋日,在民众信仰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目前将敦煌遗书中的十斋日统称为《地藏菩萨十斋日》是不恰当的,后者乃《地藏菩萨本愿经》吸收十斋日所产生的结果,而它的称谓,似也应以写本中用得较多的《地藏菩萨经十斋日》为准。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     

传承和平

那一夜,启明星从东方的宁静中轻轻升起,清辉流溢,独耀星海。那一刻,跌坐在菩提树下的太子,心光穿透无明的朦胧,与明星的灵光交融,一刹那,和平之光也随之闪烁。     

敦煌曲子词四首

敦煌在甘肃,其地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多少世纪来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汇合处,又是佛教的中心地。那里的寺庙中,称莫高窟的,创立于公元366年。11世纪中期的某时.约有3万余卷的文书手稿在千佛洞的侧室中被封存起来,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一位姓王的住庙道士偶然发现。这些收藏品包括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以及一些公元5-11世纪时留下的民间文学作品。下面的诗歌系现今已经佚忘的曲牌,它们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大众文学的范本。     

为什么要钻研“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北大核心

《求是》杂志2003年第9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署名“秋石”,该课题由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集体研究,叶小文执笔,本刊本期已转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理解,本刊特辟“理论求索”专栏,约请叶小文同志以答问形式,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的由来,“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立论基础(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本刊将分期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通过“理论求索”这个平台,踊跃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学习研究中来,进一步推动宗教理论的学习热潮。     

《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及其说理

《吕氏春秋》是一部“杂家”著作,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其中“类”概念也有多重意义。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把《吕氏春秋》中的“类”都解释为对类比推理的原则或方法的阐发。这种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却未揭示出《吕氏春秋》“类”观念的特定内涵与作用。因为,一方面《吕氏春秋》“邻类”“类固不必”两个命题中的“类”有特定所指：“邻类”指行动方法与结果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类固不必”则指事物的价值应当依据实际应用效果而非说理规则来评判;另一方面,《吕氏春秋》论说“类”的观念是为了阐发政治伦理主张,对统治者修身、治国等各方面的行动进行劝说。而在说理中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局势、被劝说者的文化心理与个人偏好等因素,才能发挥说理的效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类比推理来解释《吕氏春秋》中的“类”观念,而应当将对“类”的界说与基于“类”的说理相结合,还原到其思想背景与说理情境中去加以理解。     

从《金刚经》到《华严五教止观》的般若义理的发展——由空到华严三昧

般若,梵语为prajana,意为智慧。般若是诸佛之母,是佛法的核心。般若思想从小乘到大乘经历了逐步的发展过程,小乘主要讲人空法不空,大乘初期讲人、法二空,后期又讲到空有圆融。在中国佛教史的著述中,一般论述般若思想的发展,到中观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论述。同时,人们一般认为《华严经》与《般若经》中的"一切皆空"的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华严经》在说"空"时是有所肯定的[1]。笔者认为,般若     

《心经》大义辑要

一、《心经》与《大般若经》的关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属于般若类的经典。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第403卷的〈观照品〉和第429卷的〈功德品〉以及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的〈习应品〉第三之一和〈劝持品〉第三十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