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

《彖传》是易传各篇中成书最早的一部作品,也是易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 《易经》本是占筮之书,《周易》的哲理化而成为一部哲学著作始于《彖传》,易经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本无必然联系,而《彖传》的作者为寻求其间的关联开始试图将六十四卦的内容予以逻辑化、体系化,这种逻辑化的企图和战国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参见朱伯:《易学哲学史》上册,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构成中,《易传》最显著的特色和价值,是它为儒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周延的自然哲学的宇宙图景,弥补了孔子儒学的学术内容上的主要缺陷。《易传》的宇宙图景是通过解说八卦或六十四卦这个独特的逻辑框架而表述出来的,并且显然是感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点:     

释迦世尊应化示迹

此二图出自山西崇善寺珍藏之绢画《释迦世尊应化示迹》。明代的崇善寺,大雄宝殿外的长廊上,原绘有八十四幅《释迦世尊应化示迹》及五十三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真迹已于清代焚寺时燃尽。所幸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有画师依原画临摹,成精工绢画,留存至今。画中服饰、背景、风俗均依汉制,与一般佛祖生平画全然不同。原画色彩用矿物质颜料绘制,历经五百余年,仍鲜艳如初,后世以“宝石画”称之。     

奥地利的佛教研究

奥地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个内陆国家。人口近760万,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 早在18世纪末,奥地利学者就因对语言(梵文、巴利文)的兴趣注意到佛教。随后一些学者出自旅游、传教、民族、民俗、宗教、哲学等方面介绍或研究的目的,相继对佛教进行了专题或综合研究。其结果逐渐呈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两大类研究,后者又分为印度佛教哲学、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三个分支。由此出现了拥有世界影响的佛教研究专家:纽曼(1865—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一、从“道”到“德” 在中国哲学里,其“道学”中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思想呈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走向:一是从道的形而上走向道的形而下,一是从道的外在性走向道的内在性。如果说从前者出发形成了“显微无间”的中国思辨传统的话,那么基于后者则产生了“道德合一”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思想。     

激活情结浸润心田

读《佛教文化》1996年第二期“当机者说”一栏主持寄语,谓“我们现在都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可是一种根本不关心宗教文化的文化,或者说根本漠视现代宗教文化人文意味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深有同感,社会上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视佛教文化为正统学术文化未流或不入流之文化。笔者认为,持此观点的人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所致。不过,我们不必在意佛教文化在不在“人文”之列。因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注重的应是佛教文化在现实社会中事功上的作用,而不是其名声的显现…     

一代名尼通愿法师

1991年3月6日,一代名尼通愿法师辞世。初闻通愿法师之名,确曾有过孤陋惶恐的感觉,其传奇的身世与淡泊的一生常令人思无所依,欲说还休。通愿法师俗姓翟,名尧臣,世居山东。祖上并不富裕,其祖父曾以钉鞋为业,膝下子女八人,风雨飘摇,嗷嗷待哺。因山东土地贫瘠,只好拖儿带女,来到黑龙江双城县。其父为长子,名文选,字羲人。自幼聪颖好学,常于砍柴卖菜贴补家用之暇,在本地白财主家的私塾窗外听讲,后为教师周先生发现,见其悟性颇高,孺子可教,便以自己的薪金来供其上学。翟文选果然不负众望,勤苦求学,考中举人。袁世凯时为议员。因不满其窃国专权行为,     

驳麦克莱伦和罗森的“抄袭说”——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对鲍威尔宗教观的超越

麦克莱伦和罗森否认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原创性,认为开篇与宗教相关的表述是在抄袭鲍威尔,这一说法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贬低,也是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宗教批判思想的表现。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展开,忽视群众的重要地位,他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普鲁士反动统治服务。甚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都被鲍威尔看作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原则,他的宗教批判观点体现出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马克思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都对鲍威尔的宗教观进行了超越,呈现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迹象,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同实现人的解放相关联。他充分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的口号,表现出对德国思辨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不满。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写作安排和实践活动,其语言表达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呈现,并非跟在鲍威尔身后亦步亦趋。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     

为什么要钻研“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北大核心

《求是》杂志2003年第9期,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署名“秋石”,该课题由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集体研究,叶小文执笔,本刊本期已转载)。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理解,本刊特辟“理论求索”专栏,约请叶小文同志以答问形式,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的由来,“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立论基础(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和逻辑体系,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本刊将分期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通过“理论求索”这个平台,踊跃加入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学习研究中来,进一步推动宗教理论的学习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