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间接的批判。通过抨击德国封建特权与揭露普鲁士政府扼杀群众自由权利的丑恶行径,马克思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权利的抽象存在、自私本性和虚幻前提。《莱茵报》后期,马克思直面德国底层群众的贫困现实,在深入考察农民贫困问题、探究贫困根源及其解决措施时,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阶级属性、理论前提和现实局限。《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间接批判表明其并不完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他在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的进步性,即在间接批判的过程中对现存的一切社会思潮保持审慎反思的态度,形成了积极探寻“建立新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为广大贫苦群众谋求普遍权利的政治立场,从而与古典自由主义渐行渐远。     

道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经验北大核心

相较外来宗教而言,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自诞生之初就有着中国的社会基础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道教中国化的内涵、历程与意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研究道教中国化,总结相关经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道教中国化的方向,更有效地引导当代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深入推进道教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利安当《天儒印》对《四书》的索隐式理解

利安当是最早反对中国祭祖拜孔礼仪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同时,他也反对用“太极”和“理”来表述天主教的“天主”,但是,在他晚期所著《天儒印》一书里,他以天主教义理为基础对《四书》进行了大量索隐式的解读。本文从“天主”的表述、“天主”的属性、基督徒的德性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这种牵合式“印证”解读的具体表现。     

论《淮南子》的墨子观

《淮南子》对墨子持有复杂的政治认识与态度,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出发,“批墨”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但与此同时,《淮南子》也内在地显示出“尊墨”的政治情怀,进而试图对墨子政治思想有所借鉴和汲取,达到“融墨”之理论目的。对待墨子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态度,既凸显出《淮南子》立足黄老,融通诸子的博大精神,也彰显出墨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发展中独特的历史影响。     

9世纪初里昂地方圣经文化中的《申命记》“摩西诅咒”

里昂大主教阿戈巴尔德写作于9世纪20年代的《论犹太人的迷信与谬误》中运用对《申命记》“摩西诅咒”的释经来建构激进的反犹修辞。位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NAL 1740的抄本页边的一部佚名《申命记》注释为理解阿戈巴尔德的“摩西诅咒”释经的发生学渊源,提供了重要证据。这部注释是前任里昂大主教莱德拉德在其主教座堂的教士中推行圣经教育的产物。阿戈巴尔德在建构自己的反犹话语时,运用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学到的释经知识,并对其进行了激进化的改造。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伊斯兰教中国化阐释：从刘智到马启西伊儒会通的话语构筑及其演进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主动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的重要成果,也是以刘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中国化宗教阐释传统和话语范式。马启西继承刘智建构的话语脉络,创新中国化宗教阐释路径,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话语谱系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话语内涵就是用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阐述伊斯兰教,进而生成具有本土性的文本阐释与实践传统,为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和构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敦煌写本S.6388《胜鬘经疏》的种性与如来藏思想

敦煌写本S.6388是《胜鬘经》的汉文注释书,至今未被《大正藏》和《卍续藏》收录。S.6388中使用了地论宗的判教理论及《十地经论》的术语,藤枝晃认为S.6388成书于北魏延昌四年（515）至净影寺慧远（523-592）的《胜鬘经义记》成立之间的某一时间。“种性”这一术语在S.6388中被明确使用,其作者利用菩萨阶位说解释种性,算是对《地持经》的种性说的再解释。但与强调菩萨种性的《地持经》不同的是,S.6388并未限定在菩萨种性的范围之内。S.6388的作者还表示,如来藏是有为法,其体真实不变,但其用有为可变。这种解释与作为初期地论师的法上（495-580）的学说非常相似。虽说都利用了体用学说,但S.6388的作者与《大乘起信论》的关系比较疏远。     

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侨居伦敦时完成的,1867年在汉堡用德文出版,它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其经验典型是英国,其现实关切则主要是德国。饶有意味的是,同时代的热切评论却以俄国最为突出。英国似乎一向有自己应对问题的办法,德国也没有出现《资本论》学说是否适用于德国的疑虑,但俄国理论界关于《资本论》却显示出深深的不安。一方面是对《资本论》的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的觉察或格外重视,此类理论评议既不限于俄国,也不源于俄国。另一方面则是就《资本论》学说而思虑俄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这是颇具俄国特色的。而这种特色之意义,其实也不限于当时的俄国。马克思对《资本论》的俄式效应很重视,曾数次提出有针对性的回应,这些回应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均有重要意义。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刊出了米海洛夫斯基意在为马克思《资本论》辩护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针对的是此前茹柯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批评文章。但在马克思看来,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解也有自身的问题,于是马克思当年拟就了后来名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文件,其要点之一是表示不应把《资本论》的学说简单理解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