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治文化简论

当代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刊的学术关心之一。本期笔谈的文章聚集高等教育的实践方面课题。季海菊的文章运用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探讨高校微德育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周琴和王卓君分析了新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新特点,胡炜、丁堃和谷丽的文章讨论高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问题与改进之策,陈红雨的文章则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将教育与城市化联系起来。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视觉同时性加工技能子成分的发展及其与阅读的关系

通过分别以高频汉字(实验1)和图形非言语材料(实验2)为刺激的两个联合视觉注意任务, 并采用基于Budensen视觉注意理论的参数估计方法, 系统地探查小学三~六年级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同时性加工技能缺陷的内在机制。以43名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和46名生理年龄匹配典型发展儿童为被试, 每类被试均被分为小学中年级组(三、四年级)和高年级组(五、六年级)。两个实验均发现不同年级组的阅读障碍儿童在知觉加工速度参数上显著小于控制组儿童。在空间注意分布权重参数上, 实验1的结果显示, 不同于控制组儿童向左侧化发展的注意分布模式, 两个年级组的阅读障碍儿童均表现为无偏的注意分布; 而实验2未发现显著组别差异。且这两种同时性加工子技能分别与不同水平的汉语阅读技能密切相关。结果表明, 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在同时加工多个视觉刺激时存在持续的知觉加工速度缓慢的问题, 在同时加工言语类刺激时还表现出异常的空间注意分布模式。本研究有助于从基础认知层面揭示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缺陷机理, 为进一步设计相关的提高阅读效率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及其机制

员工在通勤时间里减少身心压力, 将身体和心理资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活动称为“通勤恢复活动”。通勤恢复活动可能跨领域对人们的工作激情产生动态影响。通过日记研究法和潜在剖面分析法, 从短期和长期研究通勤恢复活动对工作激情的动态影响、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拟解决3个关键问题：第一, 通勤恢复活动如何影响员工的和谐型工作激情和强迫型工作激情及其内在机制是什么?第二, 不同自我调节模式的员工在通勤恢复活动影响工作激情的机制上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第三, 通勤恢复活动各维度组合的不同剖面对工作激情有怎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弥补通勤研究和恢复研究中被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研究缺陷, 而且对人们开展通勤恢复活动提升通勤恢复活动以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 同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工作嵌入的影响结果及其理论解释

近年来, 工作嵌入(Job embeddedness)作为解释员工离职和留职的新视角, 逐渐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根据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系统梳理了国内外176篇工作嵌入相关文献, 分别从研究视角、内容分析和发展方向三个方面评述工作嵌入的影响结果。基于此, 总结出6种理论视角：资源保存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工作-角色依附理论、未来时间透视视角和传染过程视角。以内容分析的方式呈现关于工作嵌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不同视角下工作嵌入影响结果的具体研究情况。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构建团队工作嵌入理论模型、聚焦跨文化比较下工作嵌入的溢出效应、关注工作嵌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突出子维度差异化作用。     

FN400和LPC对熟悉性和回想的特异性指向分析

双加工理论认为熟悉性和回想是情景记忆的两个独立过程,其重要证据是ERP研究中FN400和LPC可以分别指示熟悉性和回想。但也有研究证明FN400是概念启动和熟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LPC也不能准确的反映回想加工,因此,将其作为双加工理论证据的可靠性需进一步讨论。未来需进一步明确概念启动和熟悉性影响FN400的前提条件,并在提高生态效度和控制额外变量的同时明晰LPC的指向性,同时探究熟悉性和回想在再认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方式。     

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的行为证据

为了研究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的视觉系统,本研究测量了人类被试对分别呈现在三种眼跳时间段（基线、眼跳抑制和眼跳增强）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研究发现：相对于光栅呈现在基线时间段内,被试对呈现在抑制（或增强）时间段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显著地更低（或更高）（实验1）;另外,只有使用低或中等空间频率光栅作为测试刺激时,才有这种双相调节作用（实验2）。这些结果表明：人类的视觉系统在眼跳过程中存在双相调节机制,并且这种双相调节机制具有刺激选择性。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温家宝总理与我谈佛教

5月4日,一个与青春结伴的日子,校园里鸟语花香,春光明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与大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