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的先驱

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因而不需要认真对待。本文通过对《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等文本的分析表明,“新人”思想是在回应20世纪60年代古巴社会的现实要求,并与古巴革命历程中的游击战密不可分,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此外,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还可以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清晨灵魂》等著作中找到渊源,它是拉丁美洲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认真对待。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今天,“新人”思想所承载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中的宗教问题——兼论“宗教”概念在近代社会研究中的生成

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活动的梳理,分析总结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探讨宗教问题的理论背景、实践出发点、关注角度以及相关特征等,从而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把握“宗教”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进入汉语学术界之后的知识生产与解释实践。并从社会调查的具体宗教问题入手,勾勒出知识精英阶层对中国本土宗教现象的理论生产,及其背后产生的社会意涵。     

我国宗教中国化及其法律规范体系研究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开展宗教治理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当下,党和国家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手段应对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在“制度赋能模式”下不断构建和完善相关立法,创造出了以多层级协调、多领域覆盖和多机制并举为基本特点的我国宗教中国化法律规范体系。未来,我们要进一步通过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化机制建设,消除宗教极端主义干扰,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Narcotrend监测下右美托咪定对冠心病患者麻醉诱导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观察Narcotrend监测下右美托咪定联合丙泊酚靶控输注用于冠心病患者非心脏手术麻醉诱导时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合并冠心痛行非心脏手术患者40例,随机分为两组：Dex组（n=20,患者在诱导前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0.5μg/kg,15min内输注完毕）,对照组（n=20,等量生理盐水,方法同Dex组）.记录给药前后及诱导期间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对照组在气管插管即刻以及气管插管3min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值均高于插管前,气管插管5min后平均动脉压（MAP）低于插管前（P＜0.05）,Dex组无明显差异.麻醉诱导前15min静脉注射0.5μg/kg右美托咪定可以使冠心病患者丙泊酚靶控输注诱导期间血流动力学更加平稳.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     

墨子的生命观

(一)从“生与死”谈起 在生命哲学史上有三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给我们解答了“生命”的奥秘: 孔子是人文主义的创始者,他对生命的看法似乎流入到“不可知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11) 耶稣是基督宗教的创始者,他对生命的看法可谓不同凡响。多默曰:主乎,吾侪既不知尔之所往,又焉能识其途哉?耶稣曰:“予即途也,真谛也,生命也。人欲诣父,舍予末由”！(若望福音:O14:5—6)。     

康德理性的实践运用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纠缠哲学的难题之一。神学本体论是传统的或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那里,已成为阻碍哲学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哲学如何突破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并为形而上学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是当时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康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