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喻”传播观念初探

《周易》是人类轴心期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书,其本身蕴含有极为丰富而独特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学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周易》所折射出来的"以象为本"的传播系统、"取象比类"的传播模式、"假象喻意"的传播规范,不仅在中国古代传播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当代传播理论和实践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以羊易牛”与仁慈美德

齐宣王的“以羊易牛”成为孟子人性论证的重要道德经验.孟子与齐宣王之间围绕“以羊易牛”的对话,揭示出同情、不忍和行善是仁慈的结构和发展阶段.齐宣王“以羊易牛”的过程包含了仁慈与公正的冲突,以及特殊仁慈与普遍仁慈的矛盾.     

试论礼与乐的关系

三代以来以礼乐、"三才"与阴阳所构成的宇宙观和社会人生观是古人文化视野中最大的解释系统,广泛地闪现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贯通于古人关于天、地、人三界的理解中,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与信仰体系的核心所在。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清理了礼与乐不同的质态特征与精神品格,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普遍联系,以及在"六艺"传统中的价值与地位等基本问题。     

松竹斋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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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张载《正蒙》

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罗光、牟宗三先秦儒学观比较研究

罗光与牟宗三的先秦儒学观在基本观点上有显著的不同,集中于"宗教人文化"与"形上学之有无"两个问题。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人对先秦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先秦儒学的复杂面貌,其结论各有得失,体现了当代台湾地区儒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对于我们更为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借鉴。     

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真理性

<正> 世界宗教是一家,是事实,也是真理。只有狭獈的宗派主义者,无知狂徒,或执迷于"教"而对"宗"毫无所知的人,是不会承认这一真理,也不会接受这一真理的。我在香港。香港有一个"六宗教领袖座谈会"的社团组织,每年都有定期的活动。比如:六宗教元旦招待会,六宗教国庆招待会,六宗教思想交流报告会,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六宗教祈福会……等等。不仅如此,我们香港佛教联合会每有重大法务活动,会邀请兄弟宗教领袖出席,他们也都会翩翩盛装,盛情而来,共同参与。同样,兄弟宗教每有他们的重大庆典活动,他们也会邀请佛教代表前往参加,我们也都会虔诚而往。这     

中国历史上的“邪教”概念、特征及处置

中国历史上起初并不使用"邪教"一词,直至清代,"邪教"的含义才接近今义。虽然历朝法规都对类似的行为做出了禁令,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常在处置具体事件时才作出判断。不同时代的"邪教"特征不同,同一时代不同的"邪教"教派有共通之处。"邪教"活动与一般的神灵崇拜活动之间很难区分,对其处置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晚期正成分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在情绪调节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近二十年,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讨情绪调节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是情绪调节脑电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成分,在不同的时间窗中分析LPP的波幅的变化及其优势激活脑区的迁移能够反映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个体由对情绪刺激的感知到相应的认知调控过程的转变。LPP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被应用于情绪调节的发展研究,揭示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期个体情绪的潜在神经机制。研究者关注幼儿期、童年期、青少期、成人期个体在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LPP波幅的变化及其时间-空间迁移模式特征,把不同年龄段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特点与其大脑关键脑区(主要是前额叶)发育状况进行联系,为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主题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LPP在异常发展研究中应用,关注大脑发育与激素变化对LPP变化的影响,并加强对LPP调节效应的个体差异等问题的探讨。     

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

社会认知的内容存在两个基本维度,一个与热情或社会性特质有关,另一个与能力或智力性特质有关,称之为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关于"大二"模型的理论有进化心理学、本体论和功能性三种解释。目前,"大二"模型的理论焦点集中在模型的文化普适性检验、两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维度的权重和偏好问题上。今后可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围绕着三大焦点问题和两维度的具身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