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穷变”中“立真”: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及其影响

在近代孔子研究史上,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论点。所谓"孔子变迁论",一言以蔽之,即"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点,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李大钊、钱玄同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自觉地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是故,此论提出来之后,便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于今来看,这一"孔子变迁论"在孔子研究乃至诸子研究上仍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下)

四、关于“禅”与禅宗的反思“禅”,全称禅那,是古印度语,中国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习惯上常梵汉并举,称作“禅定”。它为佛教的一类重要修行方法,是戒定慧根本三学之一和菩萨所行六种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一。禅定修法的种类很多,可有上千种(参看拙著     

从《〈君士坦丁赠礼〉辩伪》看洛伦佐·瓦拉的信仰本质

作为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的代表作之一,《〈君士坦丁赠礼〉辩伪》因首次通过语文学的方法成功揭穿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谎言而被载入史册。本文基于对该文献的译介,不仅剖析其中所采用的一系列语文学、修辞学、逻辑学和法学辩伪策略,从而阐述其在史学考据领域的“技术”创新,还将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作者瓦拉超越其政治立场的宗教观念及其关于“自由”“真理”和“信仰”的思考。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毛泽东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原则思考——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

2019年是毛泽东召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60周年,今天的我们应更明确毛泽东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对苏联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内容观点有诸多议论,还提出中国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问题,旨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不仅提出"虚""实"结合的基本遵循、既要"有经济"也要"有政治"的理论定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要求,还对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具体写法给出建议。重新回顾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原则的思考,对今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胎环境下小学高年级“脱独”儿童父母教养方式与同胞关系:心理理论的中介作用

研究采用问卷集体施测,收集了788名小学高年级“脱独”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同胞关系以及心理理论的状况,探讨小学高年级“脱独”儿童父母教养方式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及心理理论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心理理论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过分干涉、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惩罚严厉、母亲过分干涉与同胞关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心理理论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父亲偏爱与同胞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认为,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个体提高心理理论,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同胞关系。     

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的修订

该研究以国外学者Caglar Yildirim和Ana-Paula Correia于2015年编制的Nomophobia量表为基础,修订出了适用于国内的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研究首先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对量表结构进行初探; 其次使用项目反应模型进行项目分析并根据其分析结果对项目进行修改和筛选,最终形成正式版量表; 最后对正式版量表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再次对量表题目进行项目分析。最终量表共16道题目,包括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联系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4个维度; 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1,四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89,0.816,0.887和0.896。CFA验证性结果显示量表结构较好(χ2/df=3.91,RMSEA=0.067,TLI=0.941,CFI=0.952,SRMR=0.04); 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作为校标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相关为0.626,效度良好。最终量表项目区分度在[1.734,4.806]之间,四维度区分度均值为2.1765,2.72,3.2925和3.883,项目难度参数在[-1.830,4.806]之间。综上结果显示该研究编制的无手机恐惧量表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后续研究使用     

道德“沾光”效应：道德评价对道德自我知觉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人们喜欢关注道德事件并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往研究发现回忆自己(而非他人)的道德行为能影响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和道德行为。本研究关注参与道德评价是否会对个体的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2个研究共同发现：(1)存在道德“沾光”效应：评价支持他人的道德事件,或反对他人的不道德事件,能提升个体的道德自我知觉;(2)道德评价通过提升道德自我知觉,进一步增加个体的道德行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