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识别中的部件加工：错觉性结合实验的证据

本研究用“错觉性结合”的实验范式探讨汉字识别中的部件加工。被试对两个刺激字之后出现的目标字进行再认。结果发现在速示条件下,目标字部件与刺激字的部件相同时（如目标字为“她”,而刺激字为“姓”及“地”）,被试常把目标字误认为刺激字。这种错误再认率随字频及部件频率的升高而降低。此外,刺激字的排列方式不同于字的结构方式时,字频及部件频率的效应减弱。上述结果不但表明整字频率、字的空间组织因素影响汉字识别,更显示部件是汉字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加工层次。     

从玄、气、心看扬雄的性善恶混论

本文认为应从宇宙本体论的视域理解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玄"遵循异质相生的原理生成万物,性善恶混就是"玄"成物之理贯注于人性的结果。"玄"措摛阴阳之气而生发万物,抟聚于人则表现为神明之气与阴阳之气的并用而为功。扬雄论心,兼具知行的能力,在修养工夫上,既强调养心的纯正刚毅,又注重耳目感官的合理之欲,这正是"玄"成物之理在修养论上的体现。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     

梅洛-庞蒂:自然反思的两间性——兼谈ambigu(i)té的汉译名

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史上,自然的研究一直被本体论的二元性——即知性的透明性与不可还原的事实性的并置所困扰.梅洛-庞蒂对自然的反思正是从批判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开始的.在他对自然的追同中,他以人的身体为根据揭示了身体与世界、人性与动物性在整全性意义上的相互包含,并从发生性维度阐明了反思在身体上的涌现.这间接地为我们确立了自然存在的两间性,并最终致力于对传统二元本体论的突破.     

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     

朱熹与孔子“有德无位”事件

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德无位"是一富有张力的触及孔门存在根基的思想史事件,朱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在传统朱子学中一直未受到重视。本文研究表明,朱熹对孔子"有德无位"事件的解释主要是在其《中庸》学中完成的,有意义、性质与原因三个解释向度,这些解释为朱熹选择理想实现途径以及确立生存角色提供了依据。     

以色列“现在实现和平运动”探析

"现在实现和平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以色列的民间非政治性和平运动,该运动推进埃以和平,反对黎巴嫩战争,抵制定居点建设,倡导与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实体进行谈判。虽然该运动的发展存在着游离于主流政党政治之外、组织松散、目标分散等问题,但仍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不仅推动了以色列国内和平运动的发展,抵制了极端势力对民主政治的破坏,也为缓和巴以关系提供了一种民间路径。     

过度医疗中的信任与可信任性

综合了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对过度医疗的研究,从医患双方各自的资源、权力和利益等角度出发,认为在过度医疗中,医患双方在信任和可信任性上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即患者对医生有较高的不信任性,医生容易同具有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的患者发展出良好的信任-可信任性.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春秋繁露》人性论与先秦性情思想

董仲舒人性论中性善情恶(性阳情阴)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的性情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建立在先秦天命至人性疏离分化的基础上,由心性两分进而性情两分,最终引入阴阳观念,而导致性善情恶理论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只是叙述、逻辑上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历史的、时间性的过程,在先秦人性思想演进过程中,上述分化、演变往往同时、乃至在同一文本内部交错进行,并因思想派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过程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然之性与哲命、义理之性的分疏离合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