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

近几年来,国外发展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关注“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of attachment patterns）,其意为：根据特殊照料者（常常是父母）有关依恋的心理状态可以预测婴儿与特殊照料者之间依恋关系的安全性。该研究领域可以从理论背景、测量方法、研究进展及研究意义这几方面稍作评述。目前该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是代际传递性的内在机制研究。E.Meins（1997）提出“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的概念,Annie Bernier等（2003）认为其可作为一种内在心理机制来解释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     

人格特质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关系

自尊被认为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近年来社会认知研究领域发现,在传统“外显自尊”以外,个体还存在一个“内隐自尊”结构。由于中国人格结构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本研究试图考察在中国文化下个体的人格特质与自尊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外显自尊主要与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指向”的人格特点关系紧密;内隐自尊作为一个独立于外显自尊的内隐态度结构,与各个人格特质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用科学理性唤醒“法轮功”痴迷者迷失的心

新近发生的两起“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自焚事件说明,一个人要是被邪教所精神控制,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据自焚者的亲属和同事介绍,自焚者王进东、郝惠君和刘春玲原本都是正常的人,都是好人。郝惠君还是学校不可缺少的骨干教师。她工作积极,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自从练了“法轮功”后,他们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工作消极,精神恍惚,萎靡不振,冷漠、孤僻,最后走上了绝路。、     

母亲抚养困难及其影响因素

本在述评相关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母亲抚养困难及其影响因素。母亲抚养困难是指母亲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产生的困难感受,主要表现为与抚养行为有关的焦虑、抑郁、紧张和挫败感等,它是影响儿童发展和母亲适应母性角色转化的重要变量。影响母亲抚养困难的因素主要包括儿童的特征、母亲的特征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     

李洪志的矛戳穿了李洪志的盾——从李洪志的言行不一，法轮功歪理邪说的自相矛盾，看李洪志的虚伪性、法轮功的欺骗性。

到底是李洪志的矛利,还是李洪志的盾坚?李洪志说：“他童年开始随佛家全觉大师学法,8岁时修炼圆满。”又说：”74年始又随佛家师父修炼大法直至出山。”但他又说：“佛法不灵,僧人也不能度人。”     

反对邪教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法轮功”邪教组织是社会毒瘤。它的祸害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家庭的和睦幸福,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党和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这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是一切负责任政府的职责所在,因而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已经取得对“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应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胜利,因为要使我们全体人民,使“法轮功”广大练习者,     

国外事件相关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概况

尽管正电子放射层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在过去的15年中是主要的脑成像技术,但最近几年,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在认知神经科学中所具有的优势已超过PET。因为,相对于PET,fMRI具有如下优势：1)不需注射放射性同位素的无损伤成像;2)有较好的时、空问分辨率。fMRI已迅速成为研究行为神经基础的一种有力的技术工具。本文将介绍     

冯至与基督教浪漫主义

本文以冯至诗作为例,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折射出的基督教浪漫主义思潮。本文认为:情感与想象力是连接二者的桥梁;独特的抒情风格与气质使冯至诗作与基督教浪漫主义话语产生了若隐若现的关联。由这样的一种关联,能够回溯至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与神学家们在构建"诗化神学"时的一些追寻与思考,本文据此提出:神学不必局限于高堂讲章,神学完全可以以诗意之思去开启新的存在方式。     

言可尽意否？

语言的多义性会构成一种对沟通的威胁。儒家渴望“正名”,也正是源自语言的这种利他的性质,即指称其他意义和所指等诸种元素。“正名”澄清了“名”的任意性,但同时赋予了它一个确定的方向。因此,在它试图主宰语言的同时,也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然而,语言不任自己被主宰,正如寻找一个赖以构建“正名”的语言源头所间接表明的那样。即便是一种政治权威,如果计划将自己限定为纯粹的强制,那么,它会发现在进行干预时会遇到限制。     

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理念

政治哲学理念贯穿于卡尔.雅斯贝尔斯全部哲学思维的始与终。生存自由必须以政治自由作支撑,而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生存自由之上。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能有效地保证生存自由并使其持续实现,反之,只有在生存自由中,政治自由才充满活力并富有想象力。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同属于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人的自由。法制社会、议会民主、多元民主、国家制度等社会形态必须尽可能限制对自身权力的运用,必须尽可能为生存参与让路,以保证政治自由,而在政治责任中,政治自由重新实现自身与生存自由的中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