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FR突变NSCLC二线TKIs治疗优化选择

恶性肿瘤的治疗已经进入驱动基因指导下的个体治疗时代,肺癌患者应该进行多基因检测,特别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EGFR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如果一线接受了化疗,二线应该选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一酪氨酸酶抑制剂（EGFR—TKIs）。EGFR基因突变的NSCLC患者一线EGFR—TKIs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应该是个体化合理选择,包括局部放疗、化疗和继续EGFR—TKIs。目前一代和二代EGFR—TKIs药物之间未见到显著疗效差别。第三代EGFR—TKIs是目前的EGFR—TKIs耐药后的最有希望的选择,特别是针对T790M突变耐药。     

失落的声音--解读影片《暖》的“第二性”意义

由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以看似诗意化而实际残酷的叙事方式,呈现出女性真实的一种生存状态。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暖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主体的价值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一味的依附于男性,始终是被询唤、被拯救、被激活的客体与被弃置的对象,很难以主体的身份实现对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完整把握。在暖的身上体现了“女性”的附属感和“第二性”的意义。     

独具特色的“月份牌”广告设计

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月份牌”广告,作为时代的缩影因其本土化、商业化、摩登化、通俗化、艺术化的特征不但真实的反映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其独特的表现技法、题材所开创出的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招贴广告成为中国近代招贴史上重要的商业广告形式之一。通过对板式设计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剖析了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对现代商业广告的启发作用。     

论范宽山水画中“三远”之境界

郭熙针对山水画构图所提出的"三远法"影响极大。"三远"即"高远"、"深远"和"平远",这其中的透视与表现不仅是构图上的要求,也是画家心性境界的体现。范宽为宋代北派山水画大家之一,在其留世的山水画作品中,无不浸透着由画家自身品性所引发的"三远"之境界。仔细品读范宽的山水,不仅可以对宋人提倡的"三远法"有一个具象而深入的了解,也可以从中读出"三远"之高深,即当其作为一种境界来理解时,是根源于画家的心胸与心性的。     

激沫卡哇哇--陆扬个展

今年四月,陆扬与上海仁庐空间合作了名为“激沫卡哇哇”的个展,“激沫卡哇”是日语Kimo Kawa的音译,意为怪异的可爱,此次展览陆扬尝试将“癌细胞”转化为“怪异却乖萌”的卡通形象,调侃“癌”这一沉重话题。本次作品中的“癌宝宝”自然是取材于癌症,有三个形象,分别是分裂的状态、堆积起来的状态和吸附在人体器官或组织上时候的状态,通过各种媒介和材料展现在观众面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癌症已经不再稀奇了,癌症有时候并不是绝症,可还是成为太多人的终点,我们熟知的人中常常有人离开是因为癌症,提及死亡难得会有人不害怕的。他人之事与己无关,可若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谁不色变。“癌宝宝”动画录像中,可以认出许多已经变形的人体器官,眼睛、肠子,还有许多与医院有关的形象,长很多手的护士,药丸针管,屏幕上闪现“爱”字样,与“癌”谐音,并不是曾经的谈癌色变。     

人物摄影中的“抓拍”技巧和构图原则分析

抓拍被认为是摄影的中一种常用方法,在人物摄影中这样的手法也是常用的。这样的手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立场以及原则,因为在人物摄影中有了抓拍,人物的自然活动情况得以真实的表露,真实的现场气氛也会得以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的当代家庭婚姻伦理问题——关于“文马事件”媒体奇观的反思

当代中国社会,每天都在不断产生新的媒体奇观。从文章、马伊琍婚姻风波事件涉及的主体和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参与、难以计数的网络跟帖、微博热评等来看,它确实形成了当下中国波及世界的一大媒体奇观,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家庭婚姻伦理文化的变动和亟待引导的状态。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审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贵和守孝"在当代语境中的传承和变异,剖析其对婚姻家庭的种种影响,批判封建婚姻伦理在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局部领域的死灰复燃及其对道德、婚姻和家庭社会和谐的破坏,考量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重新构建和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新型家庭婚姻伦理。     

从在家道士到阴阳先生：道教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世俗化之路

杨氏是自明嘉靖以降繁衍于西北民族地区,并从清前期即使用全真龙门派字的地方在家道士家族,其法脉传承以家族内的父子相传为主,兼及师徒授受;经过数百年的传衍,现已流变为被称为“阴阳先生”的仪式专家,在当地社会生活与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杨氏身份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道教在民族地区演进变迁所呈现出世俗化、民间化与本土化的一个表征和缩影。     

切·格瓦拉的先驱

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因而不需要认真对待。本文通过对《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等文本的分析表明,“新人”思想是在回应20世纪60年代古巴社会的现实要求,并与古巴革命历程中的游击战密不可分,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此外,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还可以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思想家阿尼瓦尔·庞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清晨灵魂》等著作中找到渊源,它是拉丁美洲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认真对待。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今天,“新人”思想所承载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