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假想伙伴"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假想伙伴”现象的描述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但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文章回顾了有关假想伙伴研究的历史起源和近期研究成果。文章认为创造假想伙伴是儿童解决适应困难的一个有效手段。分析这一现象对幼儿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儒家生态观与社会的和谐

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当政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而爱物”、取之有度,以及“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理论,对于解决人与大自然及世间万物共处共存、和谐发展的问题,无疑是大有益处的。今天,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也决不可忽视了儒家生态观的借鉴价值。     

《周易》“象喻”传播观念初探

《周易》是人类轴心期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书,其本身蕴含有极为丰富而独特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学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周易》所折射出来的"以象为本"的传播系统、"取象比类"的传播模式、"假象喻意"的传播规范,不仅在中国古代传播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对当代传播理论和实践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接纳——论《物理学》卷1章1中的一个“普遍”疑难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卷1章1中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对我们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就其自身而言清晰明白的事物。在阐发这一研究进路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探索原因的科学研究都从某种“普遍之物”出发逐渐进入到个别的事物。这种观念将读者带入某种“普遍”疑难,因为它既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研究以“普遍”为旨归的常识性认知,也无法与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其他文本中对“普遍”的相关论述相调和。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读者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此处对“普遍”的不寻常运用也许有其柏拉图的根源：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意义上分离的、作为某种普遍之物的理念理解为是对事物实存的某种确认,并把它作为不可分离的属■或者本质属性■接纳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并视其为某种科学研究的起点。     

“形”与“神”在历代绘画美学中的嬗变

我国的绘画美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与“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优秀的绘画作品既让人惊叹其“形”的工巧,又让人盛赞其“神”的精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形神兼具成为绘画作品追求的准则之一,所以,从“形”与“神”在绘画中的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学思想潮流出发,探究其变化历程。     

丝绸之路宗教音乐文化研究

<正>一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以来,随着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条记载了东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道路,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板结社会”概念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中国经验并非既有知识体系的“注脚”,或者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板结社会”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建构,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内,是基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遭遇的乡村社会政治形态做出的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国家权力穿透社会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它为20世纪上半期国家建构遭遇“内卷化”的结局提供了解释力,也为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英国新工党政府的教育改革

1997年5月,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以“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执政英国,进行了“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政治实践。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赋予教育优先发展权,推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诸如倡导终身教育、增加教育投入、改革教育机构、运用新技术、改善教育质量与下放教育权力等。“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务实性、机会均等、强调责任等鲜明特点,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既消除了相对贫穷,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就业水平,维持了社会稳定;还吸引了中间阶层,扩大了执政基础。     

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持续与消退：基于领导反应的视角

下属做出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后,该行为究竟会持续还是消退？本研究以领导“报”为切入点,检验领导反应(感激驱动的资源回报与愧疚驱动的惩罚)在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持续与消退中的关键作用。情景模拟实验(研究1, N=120)结果表明,当领导正直水平较低时,亲领导非伦理行为诱发领导感激之情与资源回报,进而导致下属的后续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增加;然而,当领导正直水平较高时,亲领导非伦理行为诱发领导愧疚之情与惩罚行为,进而导致下属的后续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减少。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本文开展了两项互补的实地问卷调查,即四轮问卷调查(研究2, N=277)与持续2周的日记调查(研究3, N个体内=733, N个体间=87),再次重复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从领导反应视角拓展了学界对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