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的“他我”观念与纳瓜尔信仰

在玛雅人和中美洲其他印第安民族中,流行着一种关于双重灵魂的特殊想象:一个人不仅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拥有一个灵魂,而且在自己的身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寄身于某种动物或自然力的灵魂,也就是"他我"(Alter Ego)。这是原生于中美洲地区的一种特有的传统信仰形式。学者们根据当地语言中的相关词汇将其称为"纳瓜尔信仰"(nagualism)。有关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不论是历史文献的解读还是当代的民族志,包括人类学的比较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对“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现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从系统性、整体性角度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国家战略布局,是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反之,“尊重自然”、“平等仁爱”、“责任意识”、“人际和谐”等精神内核必将有益于解决“五位一体”中的生态困境,并发挥“生态位”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中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     

政治之善何以可能--墨子民生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公权规约的启示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祸频繁,值此境遇下民之所想、民情如何与民之利益何在,关乎民生,乃人之天赋本性,是为民性。墨子认为“民生为甚欲”,政治当以便于民“生”为旨归,关注天下百姓的生存环境,止争息乱,“一天下之和”;同时,为政还要下通民情,“明民之所是所非”,“信民、爱民”,从而实现“政通人和”;而政治之义在行“利民之治”,谋天下百姓之利。若此民性可彰、善政可为。以此为鉴,功利民生确应成为当下执政党的道义性担当,并以此引领权力的规范运行,防止公共利益的异化,让“权为民所用”带来“令人愉悦的经验感受”,权力之善才能善待民性而富有“生活”意义。     

迹象论之于水墨画--临摹《庐山高图》的迹象感受

迹象是绘画的基本元素。落笔成迹,因迹生象,通过迹象而有所表达。此为迹象之基本解释。在美术史上迹象作为艺术概念已经存在并为人所众知。当迹象被用于山水画来解释时,迹就是所谓的笔墨、肌理还有作画工具等;象就是构图、轮廓、构成等。《庐山高图》是明朝画家沈周所作,是其40岁时为其老师祝寿之作。在临摹此图是有感于其笔、其法、其意,是形神兼备之佳作。     

是神创论还是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它们可调和吗》一书评述（三）

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科学界一些著名科学家参与的、所谓的“科学与宗教运动”。其主要讨论的还是在宇宙学和生物学问题引发的有关进化论与神创论问题．进而又引发了更广泛的科学与宗教关系讨论：特别是当神创论的新变种——“智能设计论”提出后．在美国媒体推波助澜下。引发学界和公众中对此问题更加关注。该书的第二部分“‘智能设计论’亦即神创论对抗进化论”,有5位作者评论了“智能设计论”（新版神创论）对抗进化论问题。分析了“智能设计论”对进化论的疑问与挑战,其流行的现状及其在公众、社会和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影响．阐述了“科学与宗教运动”带给公众什么样的思考。本文对此进行作者主要观点的介绍。     

从“呼喊派”到“全能神”：论当前“类基督教”的邪教蜕变现象（下）

从“呼喊派”蜕变而成的“全能神”,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极端邪教组织。本文结合当前“呼喊派”、“全能神”活动及其防范处置,对这两大“类基督教”的组织、教义、变异、危害等进行全面辨析,明确提出必须政治、宗教与社会三大稳定一体推进,加强防范“类基督教”邪教蜕变的严峻挑战。     

速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年会6月18日在上海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旨讲话。她指出,文化的传承发展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中国将把文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拓展中外人文交流广度深度,为世界各国开辟更广阔的互利共赢合作空间。     

酆都山真形图新探

酆都山真形图是标示冥间鬼神世界的地图,可能由宋代道流模仿六朝时期出现的五岳真形图而创立。本文利用现存有关酆都山真形图的道书、墓葬石刻和田野资料,对该图的内容和使用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说明和考释,在材料、观点、研究方法这三个方面补正了前人研究的若干漏误。     

论《坛经》的“道”

道是《坛经》的根本主题。它与佛、佛性、自性、本心等词可以互换。道、佛性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它的本性是“无二”。道的对立面是非道,非道主要是贪嗔痴等迷心。修道是从迷心到本心的过程,从迷心到本心的转变不需要漫长的修行,而是在一瞬间。从迷心回归本心即是得道、明心见性、成佛。成佛的状态是一个智慧的、充满爱的、自由的、快乐的状态。人成佛后,他所在的世界也就变成了净土。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