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与《内经》

１　“万物负阴而抱阳”与人体阴阳平衡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４２章,以下引该书只注明章次）“冲气”是指阴阳二气相互涌摇融合。老子这句话说明了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的和合构成的。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以“气”为化生万物的元素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中的“天下一气”、“生死一气”的思想皆由此而出。《内经》直接把这一思想引入了中医学。《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把阴阳二气的作用当作天地万物的总规…     

论中华尊老传统

本文是一项国家课题成果的要旨。论述远早于孝悌的确立, 从虞舜时代就形成了“尚齿”的风尚, 此乃中华 “礼”文化的本原。概括了古代尊老传统在各领域的表现、在当今的潜在现实价值及对于国际 “老年人年”（或社会老龄化） 的意义。     

论语言与思想的反思平衡

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浙江宗教工作特色系列亮点之三” 牢记使命 善作善成 不断提升新时代杭州市宗教工作水平北大核心CSSCISSCI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宗教工作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杭州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上级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浙江省建设“宗教中国化和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示范省”目标,不断增强做好全市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争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     

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

<正>一、问题的提出提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问题,并不是对卢卡奇等人所使用的"总体性"概念的简单套用。20世纪初,卢卡奇等人通过对总体性的强调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以矫正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仅仅从经济决定论、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窄化     

马克思的创新价值向度论

<正>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然而马克思的创新价值向度论却未曾真正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们大多是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标尺来理     

荀子“性恶论”的政体改良指向

<正>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无条件的"治"与"被治"是中国日后政治方向的不二选择。这种错觉的发生,多半是因为解释者把结果当成了必然,以为事实本该如此。于是,当寻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时,人们多倾向于用必然的结论去逆推自明的前提,把原本丰富多彩的先秦政治设计归结为干瘪单调的"一君万民"政体,致使立意和初衷有所差异的其他思想要素及其发育的可能性反而横遭掩埋。对荀子"性恶论"的部分认识,大概就属于这类案例之一。     

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

<正>近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中,逐渐关注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特别是试图从当代哲学的视角解读他的语法概念的思想内容。(Forster;陈嘉映;韩林合,第11章)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维特根斯坦对"语法"概念的使用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而如何理解其"哲学语法"概念,实际上意味着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     

中印的传统文化交流与友好

“中印友好,利在双方,惠及亚洲和世界。中印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渊源,是在轩辕黄帝的上古道统思想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姜太公的道学理论、孔子的儒家思想,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为一体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同时,法显、唐玄奘和义净等大德高僧到印度求法,将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传播到印度,奠定了中印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基础。     

辩名析理: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如果从"辩名析理"角度看杨芾荪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其所辩之"名"包括:集百家之言提供"辩名"的基础;在文本里开展田野工作,寻求《墨辩》逻辑学之意义。其所析之"理",引入两个"新学",即西方逻辑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出西方逻辑框架下的墨家逻辑和先秦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两点是建国17年研究中国逻辑史学者的共同特征。我们认为逻辑观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