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CSSCI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养育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吗？养育倦怠述评

养育倦怠指的是由于父母角色和长期的养育压力而导致的一组负性症状,具体包括与父母角色相关的极度耗竭感、与子女的情感疏远和父母角色的低效能感。学者们采用风险-资源平衡模型来对养育倦怠进行解释,并围绕其测量、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澄清养育倦怠的概念内涵,发展科学的测量与评价工具;重视养育倦怠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在养育倦怠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解读不显著结果：基于500个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

不显著结果(如, p > 0.05)在心理学研究中十分常见, 且容易被误解为接受零假设的证据, 并可能导致分组匹配研究的错误推断或者忽视被小样本的不显著结果掩盖的真实效应。但国内目前尚无实证研究对不显著结果的普遍性及其解读进行调查。本研究调查500篇中文心理学实证研究, 统计其摘要中出现与不显著结果相关的阴性陈述的频率, 判断并统计基于阴性陈述的推断准确性, 并使用贝叶斯因子对不显著结果中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重新评估。结果表明, 36%的摘要提及不显著结果, 共包含236个阴性陈述。其中, 41%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出现偏差(如, 解读为支持了零假设)。对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贝叶斯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仅有5.1%的不显著结果可以提供强证据支持零假设(BF₀₁ > 10)。与先前对国际心理学期刊的调查结果相比(32%的摘要包含阴性陈述; 72%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错误), 中文心理学期刊中报告不显著结果的比例更高, 且对不显著结果解读错误的比例更低。但国内研究者仍需进一步加强对不显著结果的认识, 推广适于评估不显著结果的统计方法。     

受害者视角下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机制

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边界。通过问卷调查315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样本数据,结果表明：职场不文明行为负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情绪耗竭、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心理韧性调节了情绪耗竭、组织自尊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不患不均？容忍和支持经济不平等的心理学解释

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对个体和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然而人们对经济不平等却有着较高的容忍性。基于个体心理的研究证据,本文提出认知和动机双重路径模型来解释个体容忍和支持经济不平等问题。在认知路径上,个体倾向于低估当前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和将经济不平等评价为公平的;在动机路径上,个体预期经济不平等将带来自我利益的增加。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多重心理机制间的关系,并探索有效干预手段以增加人们对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支持。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工作！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动态影响机制。通过收集分析71名新员工连续5个工作日的追踪数据发现,不合规任务会诱发新员工的不愉快情绪,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工作成长观能够有效缓冲这一负面影响。以上结论拓宽了不合规任务的影响后果,并为如何干预不合规任务给新员工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启示。     

“自由意志”与孟子伦理究责的心性根据

对伦理道德秩序的维护乃儒学之要务,所以即使在“自由意志”词汇缺席的情况下,儒家也必须明确何为恶之根源,以说明判定究责对象时的根据与标准。新儒家以气质论人之恶的成因,但是该诠释路径会使决定性因素从人自身转移到外在影响力上,导致责任主体认定的困难。在此诠释路径中,人的善恶形态被困于儒学本心良知的伦理道德规范性含义里。孟子本心良知说中存在一类通过自我取舍而形成的恶的主体,这类恶的主体所据并非本心良知具有的知善规范性,而是以能力层面能善的普遍性作为其产生的逻辑基础。从心性上溯源恶才能突破本心良知在知善的规定性上对恶之于人的属己性的遮蔽,以此明确善与恶皆是人自己的善恶,如此伦理究责才不会陷入主体判定的困难之中。     

温家宝总理与我谈佛教

5月4日,一个与青春结伴的日子,校园里鸟语花香,春光明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与大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