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创造价值”的幸福论

池田大作认为人生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把人生的“幸福”与“成佛”、“创造价值”联系为一体,这是池田之人生观的重要内涵。     

眼见未必为实

人们常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事实上，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在眼睛时空可及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因为人的肉眼所见往往会发生错觉，从科学检验的角度，眼见未必为实。魔术师所展示的各种“超人”的能力，就是利用这一点，给人们带来刺激与欢乐。     

新世纪传道人的内涵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在历史的长河中教会步入了21世纪。作为一名新世纪的传道人,这个被称为“最崇高的职分”在这新时代中应重新注入些怎样的新内涵呢?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扬雄的太玄哲学

扬雄政治上主张改革,价值上维护天人相应正统核心话题,率先批判谶纬神学,批判经学神秘化。他模拟《周易》、《论语》,撰《太玄》、《法言》,建构太玄哲学体系,以维护孔孟正统。他借天命以明人为,托圣训以砭时政,试图化解西汉末年政治和价值危机。化解政治危机的要旨是身正而政正,立身就是修养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仁、义、礼是人身所具有的天性,不能丧失,具此五者,才会实行仁政德治。在人性论上,他试图圆融孟子与荀子的善恶论,而提出"善恶混"的主张,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的束缚,提出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等权力,这是化解社会政治、价值危机的人性基础。太玄哲学与《周易》以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展开世界图式不同,而以天、地、人三才的三分法开出世界图式,建构了玄、方、州、部、家、赞的逻辑结构。     

性格未必决定命运

沃伦·哈定是一个喜欢说“是”的人，而克利夫兰则是一个喜欢说“不”的人，他们两人虽然性格迥异，但是，他们都以自己的奋斗方式，最终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从《〈君士坦丁赠礼〉辩伪》看洛伦佐·瓦拉的信仰本质

作为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洛伦佐·瓦拉的代表作之一,《〈君士坦丁赠礼〉辩伪》因首次通过语文学的方法成功揭穿了基督教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谎言而被载入史册。本文基于对该文献的译介,不仅剖析其中所采用的一系列语文学、修辞学、逻辑学和法学辩伪策略,从而阐述其在史学考据领域的“技术”创新,还将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作者瓦拉超越其政治立场的宗教观念及其关于“自由”“真理”和“信仰”的思考。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晚清传教士如何翻译和理解《神仙通鉴》及其中的耶稣传

1818年《印中搜闻》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称其发现清初《神仙通鉴》一书中有一篇耶稣传。该文虽是介绍,但引起在华外国人和欧美汉学家的密切关注。1839年郭实腊写了一篇全面评价《神仙通鉴》的书评,在该文中他强烈地批判中国宗教。同时郭氏还借助线性时间观念来重新排列和理解《神仙通鉴》中的故事,其阐释的背后有千禧年主义作为理论支撑。1849年斯皮尔则以学术论证的方式探寻早期基督教在东亚乃至在中国传播的痕迹,颇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三个个案解释了1860年前传教士对中国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本地化的看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印度古典梵语小说《十王子传》宗教意蕴探微

檀丁的长篇梵语小说《十王子传》中透露了不少密教信息。从中可以感知,公元7世纪后半叶的印度佛教已经比玄奘访问印度时进一步衰落,而密教修行却在民间迅速发展。悉陀、苦行者等是主要的密教修行者。念诵咒语、运用手印、实行火祭等是其主要修法,获得法术是其主要目的。当时的密教修行已经与湿婆崇拜相结合,也与性力崇拜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