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中战国楚竹书《周易》的文献价值

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周易>见证了数字式爻题的早已存在,与其他传本的<周易>爻题一样,充分蕴示了卦所潜涵的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情状及卦与卦间所潜涵的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情状,由此而充分符示了宇宙人生中两大类势力互动格局繁复无尽的变动不居之流变图景与诸格局间同样繁复无尽的流变互通图景.楚竹书<周易>的卦爻画已是完全符号化了的卦爻画,但符号化的卦爻画于西周时期<周易>古经成书时当已存在,这种卦爻画乃是易学成为具有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的根基.残存的楚竹书<周易>卦名后与上爻之辞终了后的奇特符号标识,昭示了卦与物事的极而必反、覆而相通之理,但尚难解读出经文分篇方面的信息.     

《易传》与道家哲学的可通约性

<易传>和道家是先秦哲学中最具形上学思维能力的哲学流派.尽管<易传>的"尚刚"和道家的"贵柔"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方向,体现了儒道二家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然而,当<易传>和道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上学根源时,却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本文从传统形上学的本原论、本体论和体用论等方面,试图阐释这两家哲学的可通约性.<易传>和道家的形上学之所以能够相互贯通,是因为<易传>和道家的哲学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以阐释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说,"性与天道"是道家的形上学,也是儒家的形上学,不是那一家的"专利".正因为这样,儒道二家才有可能在魏晋玄学和宋代理学中走向新的沟通和融合.     

《易纬》八卦卦气思想初探

<易纬>的<乾凿度>和<通卦验>分别记载了两种八卦卦气思想,虽然都是关于八卦于一年中用事的学说,但二者在具体内容、卦序、所属易学流派等方面有所不同.本文即对这些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王艮"淮南格物"论概念系统的再疏释--并论其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王艮"淮南格物"说源于对<大学>文本的独特自解,由此而使其学说体系与阳明分途而行,并借之确立了泰州学派特有的理论旨向.虽然学界也曾尝试对之做过一些解释,但因对这一论说实际存在的复杂性缺乏估计,未曾涉入对其概念布局、概念间纠缠关系等的切实了解,以至也难以掌握其内在运行的规则与特点等.本文即以这一念虑为基本的出发点,对作为淮南格物论重要支点的其中四组概念做了细致分析,以望能借此重构出淮南格物论的一个深度理解模式,及重新追踪王艮在塑型这一理论模式时的真实思路.     

试论《管子》中的作品完成在《吕氏春秋》成书之后

关于《管子》中的文章的断代问题,因为缺乏文献记载以及考古上的发现的证据,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但学者们大都认为《管子》的大部分文章作于战国之际,而“轻重”篇则完成于西汉时期。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管子》与《吕氏春秋》中的许多篇章都记载了相同的故事,表述了相同的思想,甚至使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语言,因此找到二者之间的诸多关联。从这两部典籍的编纂时间、地域、背景以及流传情况来判断,得出《管子》受《吕氏春秋》影响的结论。     

《管子》德论研究

德的本义为“目视于途”,在由其本义向哲学、伦理、政治和经济范畴演进和抽象的过程中,《管子》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阶段。本文对出现于《管子》书中的237个德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阐释了体现在《管子》德论中的哲学、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内涵。     

轻重关系是《管子》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

《管子》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包括人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动力性、矛盾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认识的辩证性,其中轻重关系是治国理政的辩证法核心。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轻重关系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并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运用。轻重关系的内涵是人和事物之间及其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生成变化,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不过,轻重关系在封建时代也具有阶级性和局限性。     

论《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

被历代医学家奉为"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医学哲学之宗":其对医学普遍问题的研究、对医学整体思维观念的创立、对临床思维一般方法的阐述和对医学人文品格的揭示,都是中国医学思想史和医学哲学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     

管仲与《管子》农商思想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改革变法,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作,但却与管仲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政策有很大的差别.《管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的《国蓄》、《海王》、《揆度》、《地数》、《国准》、《轻重》诸篇等皆表现出强烈的重视农业、抑制私商、国家专卖思想,这种思想被战国、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和稷下学者的人地和谐观

人地关系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在人地关系中人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地是被动的,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人.先秦时期,《管子》和稷下学者基于传统的人地关系思想和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了“天人和谐”的主张,这一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