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极为稀缺

儿时，父母无数次宽宥我们的过失，我们成人之后，却不愿意谅解父母所犯下的哪怕是一次错误。 身为儿女，掌握着天下最幸福的一种权利，叫作“犯错权”，也就是愚蠢的权利、冒失的权利、冲动的权利和无知的权利。     

清代公私观念中的权利意识

清代是传统社会顺着自身轨道发展的最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发生变化。在对欲的承认的基础上,纯属个人利益的私与侵犯他人利益的私得以区分,不仅人们对欲望和利益的追求具有了正当性基础,而且对他人同样的利益和欲望予以承认,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但是由于缺少一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无法产生制度基础上的权利要求,现代权利所要求的实体和程序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借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的权利发展时,必须注意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内研究权利的发展。     

从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意大利批判理论的历史脉络

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上,以奈格里、维尔诺为代表的一大批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受到了持续的关注。他们原创理论的发生语境要被放置在意大利自治主义到后自治主义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才能被充分的理解与解释。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依据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经验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实践要素,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独特的政治化阐释以及对阶级构成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一种坚持工人在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中占据绝对优先地位、具有不妥协革命立场的“工人阶级政治学”。而随着意大利自治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意大利后自治主义思想在理论生产中产生了本体论转向和生命政治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意大利批判理论开始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     

罕见病患者权利保障的伦理责任

罕见病患者的道德、法律、经济与文化权利都无法得到应有保障。这与传统道德以亲疏远近来决定责任的承担顺序有关。在这种道德模式下,各个责任主体对罕见病患者的有效支持不足。罗伯特·E·古丁的弱势原理提供了一个全新审视伦理责任的维度,指出责任源于弱势,责任效力与责任对象依赖责任主体的程度密切相关。从不同维度看,罕见病患者都属于弱势群体,因而可运用此原理,将其权利保障的责任分配于不同责任主体,并以责任效力的高低顺序,重构以政府、医护方、企业、社会组织、媒体与大众、家庭对罕见病患者的伦理责任体系。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权利、义务与尊纪守法

中国发展的近20年，我国基督教向世人展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信教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回报社会“作光作盐”，一片爱心。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信教公民的关心、爱护，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社交媒体信任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影响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以社交媒体信任为切入点,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考察公众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自治行为的心理机制。采用问卷方法对963名成年居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既能直接促进公众的辟谣行为,也能通过增强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产生间接影响;(2)公众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影响公众对自媒体的信任,但自媒体信任不能独立于官媒信任影响辟谣行为。因此,我国社交媒体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且官方舆论占主导地位,及时、有效的官方报道不仅能提高公众对战胜疫情的信心,也能促进公众网络谣言自治,进而实现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透视医疗纠纷——辨析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生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争端。由于我国卫生法制的滞后,患者被作为消费者伸张权利逐步成为趋势。但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决定患者不能与消费者等同。医患双方应在更好的游戏规则下协调关系,减少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