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理论中“物”的含义分析

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物"有四个含义。他首先从实践论的角度把"物"一般规定和总括为实践客体,即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实践客体的具体内容由实践对象、实践基础、实践条件组成:实践对象是"孝"、"友"、"仁"等价值观念,实践基础是爱亲、恻隐、好恶等感受所感受的价值事物,实践条件是山川草木等客观事物。"物"的四个含义分属存在和价值两个类型,即存在世界和价值世界。王阳明将价值从对存在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并存关系是其心学理论建立的重要标志。     

在工作中实践信仰

几年前的一天,我到农贸市场买菜,顺路看望了一位在附近经营副食品商店的弟兄,其情景让我至今难忘。我一进门,弟兄便起身倒茶,很是客气。喝着他倒的茶.我们谈了起来。"弟兄,你干得不错.愿上帝祝福你!"我如此祝贺.完全出于真诚.因为我知道他的商店在那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倡导工作理性 推动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概论》(洪长有、王德才主编)一书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基层伊斯兰教协会的几位同志共同编写,凝聚了伊协工作团队的集体智慧。该书以严谨的态度对伊斯兰教协会过去几十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思考,以创新的理念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伊斯兰教协会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现将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大阿訇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人在电脑网络社会里的“虚拟”生存——实践范畴的再思考

“虚拟”生存在电脑网络社会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它使实践的内在性的地位显著地超过了外在性 ,同时揭示了实践除了劳动特性外 ,还具有“虚拟”的本性。在哲学上 ,“虚拟”即符号化 ,“虚拟”生存即作为人的文化生命的意义生存。电脑网络社会里的“虚拟”生存对现实社会生存具有重大突破和变革意义。     

浅析康德的崇高理论

康德的崇高理论的要点可简要列为五个条件,体积大或力量强的客体,它导致——;理性和意志能力很强的主体,引起;恐怖、紧张等痛感,然而;主体理性战胜、超越了可怖客体,痛感转化为快感,因而最后;理性主体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增强了信心。康德崇高理论,是前人有关崇高思想的集大成与极大发展者,就其影响来说是空前绝后,广泛而深刻的。康德的崇高理论达到了相当的深刻性,但同时也具有了非常突出的局限性。对于康德正如叔本华所说"一个精神上真正伟大的人物,他的完美的杰作对于整个人类每每有着深入而直指人心的作用;这作用如此广远,以致无法计算它那启迪人心的影响能够及于此后的多少世纪和多少遥远的国家。"     

穷寡妇的奉献

一位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一定相信:当他不为自己考虑什么时,神就会为他什么都考虑了。奉献是一种实践神学,这种神学要求人去身体力行时,才能领会其中的真义。     

从“冷门”到“热点”——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

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音乐是学界涉足不多的冷门。自20世纪50年代末,部分学者零星地做了一些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更多学者参与道教音乐的田野考察、资料收集、学术理论研究,以及将道教音乐引入剧院舞台作艺术性表演展示,这一学术冷门逐步形成研究热点。文章以过往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及艺术实践之综述和分析为主要内容,对当代道教音乐做了回顾和展望。     

从疫情控制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

本文撰写的目的是,藉助分析COVID-19疫情控制的应急心理机制,提出一个思考中国人“自我”的新架构,希望未来它能成为研究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新进路。沿用中国传统流传下来、但却一直被沿用至今的中庸思维,以及其内涵的“阴阳思维”及“全息思维”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它是指个体在选择及执行解决问题之具体行动方案时,依现实“情境需求”,灵活地“协调”出一个最恰当的“行动我”,以配合集体战疫的需要及功效。“中庸行动我”这一构念的提出,不仅只是为了解释战疫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它欲反映出中国人思维“灵活性”的根源,从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自我”的另类进路,不再只是以跨文化研究进路所关注的“本质自我”为主要立论基础,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现有的知识内涵。     

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精神性”和“生产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生产性都蕴含在实践概念中,“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经济学视野中,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内,“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性”价值沦为生产主义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非物质劳动和文化逻辑等理论开启了研究当代社会中精神性渗透和生产性弥漫等特征的新方式,由此产生了关于新型生产劳动者变革的“生命政治学”趋向,为此人们应当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